利潤率和當前世界經濟危機

克裡斯‧哈曼
丁為民　崔麗娟　譯
國外理論動態 第10期

英國季刊《國際社會主義》(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007年夏季號刊登了英國著名左翼學者克裡斯·哈曼(Chris Harman)題為《利潤率和世界的今天》( The Rate of Profit and the World Today)的文章，通過回顧100多年來特別是戰後以來關於馬克思提出的資本主義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的爭論，以及70年代初以來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認為這一規律仍在發揮作用，只是其表現出特殊形態：戰後國家對資本主義的干預阻止了資本主義利用危機清除過剩資本，而且國際資本由於害怕引起總崩潰，也不敢以使兩、三個發達國家經濟受損的方式來重啟增長，因此資本主義危機被延長，從而進入長期蕭條和慢性死亡階段。當前的次貸危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一、馬克思和他的批評者
「利潤率趨向下降」是卡爾·馬克思智慧遺產中最有爭議的內容。馬克思把它看作是對資本主義制度分析的最重要貢獻之一，在他為了創作《資本論》而撰寫的《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中，稱這一規律「從每一方面來說都是現代政治經濟學的最重要的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譯本，第267頁）。然而，自從這一觀點首次發表於1894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三卷，就不斷遭到批評。

最初的批評來自19世紀90年代的反馬克思主義者，如意大利自由主義哲學家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和德國新古典經濟學家龐巴維克 (Eugen von Böhm-Bawerk)。但是，這些批評已經被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所接受，如20世紀40年代的保羅‧斯威齊 (Paul Sweezy)，今天的熱拉爾‧杜梅尼爾 (Gérard Duménil )和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

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馬克思的這一理論都是重要的，因為它必然導出資本主義存在根本的、不可根除的缺陷的結論。利潤率是資本家能否實現其積累目標的關鍵，但越積累，他們就越難以獲得充足的利潤去支持積累：「就總資本的增殖率，即利潤率，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刺激（因為資本的增殖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惟一目的）來說，利潤率的下降會延緩新的獨立資本的形成，從而表現為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發展的威脅。」（《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頁）

「這種特有的限制證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僅僅歷史的、過渡的性質；證明了它不是財富生產的絕對的生產方式，反而在一定階段上同財富的進一步發展發生衝突。」（同上，第270頁）這表明，「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同上，第278頁）。

馬克思論證的基本思路是十分簡單的：每一個單個資本家通過提高工人的生產率來增進自身的競爭力，而前者又是通過每個工人使用更多的生產工具、機器等生產資料的辦法來實現的。於是，就出現了生產資料的物質量與僱傭勞動力人數之間的比率，即馬克思所說的「資本的技術構成」的提高。

但生產資料物質量的增長將會導致對生產資料投資的增長。所以，生產資料投資的增長必將快於對勞動力投資的增長；用馬克思的術語，就是「不變資本」的增長快於「可變資本」的增長。馬克思把這一比率稱為「資本的有機構成」，有機構成的提高是資本積累的必然結果。

然而，只有勞動力是整個體系的惟一價值源泉。如果投資增長快於勞動力的增長，那麼它的增長也必然快於勞動力（即利潤的源泉）所創造的價值的增長。簡言之，即資本投資的增長快於利潤源泉的增長。其結果必將對利潤與投資的比率（即利潤率）產生一個向下的壓力。

為了處於競爭者的前列，每個資本家不得不追逐更高的生產率。這對單個資本家似乎是有益的，但對整個資本家階級卻是災難。生產率的每次提高，都會使經濟作為一個整體生產單位商品所需要的平均勞動量（馬克思稱為「社會必要勞動」）下降，正是這種勞動量決定了他人將最終支付的商品的價格。今天，我們看到計算機、DVD等產品的價格的持續下降，而這些產品正是由那些新技術引起生產率快速增長的產業生產的。

二、與馬克思理論不同的觀點
到目前為止，有三個觀點被反覆提出以否定馬克思的理論。

第一個觀點認為，對於新投資，沒有任何理由證明它將採取「資本密集」而不是「勞動密集」的形式。如果在體系中存在剩餘勞動力，認為資本家應投資於機器而不是勞動似乎是沒有根據的。對這一論點，在理論上的回復是：資本家為了保持在競爭中的領先地位，會不斷尋求技術創新，其中某些創新可能要採取技巧而不是資本密集的形式，但勢必有另一些創新需要更多的生產資料。一個成功的資本家，必然要為兩種創新提供投資通道。

對這一觀點，在經驗上的回復是：對物質資料的投資在事實上要比對勞動力的投資增長得快。例如，自1948年到1973年，美國僱員每人運用的淨股本（淨基本資本）每年增長2%—3%。目前，中國的很多投資就是「資本密集型」的。儘管中國農村有大量的勞動力，但每年勞動力的就業大約僅增長1%。

第二個否定馬克思理論的觀點認為，生產率的提高會降低維持工人現有生活水準的成本（即勞動力價值）。因此，資本家可以通過獲得更大份額的新創造價值來保持他們的利潤率。

對這個異議很容易回答。馬克思已認識到，生產率的提高會降低用於生產勞動力價值的時間在工作日中的比重，從而對他所表述的規律形成「抵消影響」。資本家可以攫取更多的用於生產利潤的工人勞動，形成一個增加的「剝削率」，而不必削減工人的實際工資。但是，這種反向影響的作用是有限的。通過提高生產率，維持工人生存的勞動時間可由每天的四小時縮短為三小時，卻不能由四小時縮減為負一小時。與此相反，將工人的過去勞動轉化為生產資料的更大的積累則沒有限制。隨著剝削程度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利潤流向資本，為未來的積累增加了潛能。另一個支持馬克思理論的思路是：當工人的勞動一無所獲，即在「剝削率最大化」的假設下，人們將會看到，它最終仍然不能阻止投資利潤率的下降。

最後一個否定馬克思理論的觀點是「置鹽定理」( “Okishio’s theorem”)。置鹽信雄是日本左翼經濟學家。他認為，技術的單一改變，不會產生一個下降的利潤率，因為只有增加利潤，資本家才會引入新技術。但是，一個資本家利潤率的提高必然會提高整個資本家階級的平均利潤。正如揚‧斯蒂德曼( Ian Steedman)所說：「競爭的力量將導致各個行業選擇生產方法，最終使整個經濟形成最高的、統一的利潤率。」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只有增加實際工資或加劇國際競爭才能降低利潤率。

撇開許多具體表述，這一觀點承認，如果第一個資本家由於採用新技術而得到超過其他資本家的競爭優勢，這將使他得到超額利潤，但一旦這一技術普遍化，這個超額利潤就會消失。資本家是根據商品中包含的社會必要的平均勞動量銷售商品的。如果資本家引進一個新的、更具生產力的技術，而其他資本家不這樣做，他生產的產品的價值將由以前的社會必要勞動量確定，而勞動力的實際支出卻在減少，他的利潤是上升的。一旦所有資本家都引進新技術，其產品的價值就會下降，直到與運用技術生產這些產品所需要的平均勞動量相一致。

在此基礎上，置鹽信雄和他的追隨者提出了與馬克思相反的觀點：作為使用更多生產資料的結果，生產率的任何提高都將引起產出價格的下降，從而導致整個經濟的價格下降和生產資料的支付成本減少。他們認為，這種投資的削價將使利潤率上升。

乍一看，這一觀點是有說服力的；定理的數學表述使用了聯立方程，這也說服了很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但它是錯誤的。它依靠的是我們在現實世界中不能找到的一系列邏輯步驟。生產過程的投資發生在時間上的某一點；作為改進生產技術的結果，再投資的削價則發生在以後的另一點，兩件事並不同步。因此，把聯立方程應用於發生過程的整個時間，是一個愚蠢的錯誤。

一個古老的諺語說：「不能用明天的磚頭建今天的房子。」事實也是如此，生產率的提高有可能在一年後降低購買機器的成本，但不能減少資本家在今天為購買機器而支出的金額。

資本家的投資包括在幾個生產週期中使用的同一固定不變資本（如機器、建築物）。事實上，已有投資的消耗在生產的第二輪、第三輪或第四輪以後將會減少，但這種減少並不能改變企業在第一輪以前已投入的費用。已有投資消耗價值的下降當然不能使資本家的生活變得更加寬余。為了在商界生存，他們必須補償過去投資的全部成本，並帶來相應的利潤。如果技術進步使得這些投資的現值只是以前的一半，那麼，他們必須支付自己的利潤去抵消那筆損失。像利潤率的直接下降一樣，由於過時而引起的資本貶值也是令資本家頭痛的大事。

馬克思理論的含義遠非如此。資本主義積累的巨大成功引發了進一步積累的問題。由於處於關鍵經濟部門的資本家沒有充足的利潤率去彌補他們的投資，其結果必然是危機。並且，已有積累的規模越大，危機就會越深。

三、危機和利潤率
危機並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結束，但卻為它開闢了一個新前景。通過將某些資本家逐出商界，使其他資本家恢復利潤。生產資料以低價成交，原材料價格暴跌，失業迫使工人接受低工資。生產一旦重新變得有利可圖，積累就會再次開始。在接受馬克思的規律的經濟學家之間，對如何理解這一規律的含義，存在著長期的爭論。一些人認為，從長期看，利潤率將趨向下降。不僅在每個繁榮—衰退週期中有上下波動；而且存在長期下降的趨勢，這種趨勢使得每次繁榮比前次時間更短，每次衰退比前次程度更深。相反，其他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在不斷增加的投資再度使利潤率下降之前，重組能夠使利潤率恢復到它以前的水平。按照這一觀點，利潤率有一個週期運動，它被重組的危機屢次打斷，但不是必然的長期下降。所以馬克思的規律應叫作「利潤率趨向下降和它的抵消趨勢的規律」。

在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中存在著若干階段。在每個階段，危機都會以足夠的規模清除不能獲利的資本，以阻止利潤率的長期下降。例如，在工業革命的早期階段曾出現過利潤率的下降，即從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棉花產業先驅們的高利潤率，降為20世紀前10年的低利潤率。這使得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看到利潤率下降不可避免（斯密把它們歸咎於競爭，李嘉圖把它們歸咎於農業中物質產出的收益遞減）。但後來，利潤率似乎得到大幅度恢復。羅伯特‧艾倫 (Robert C Allen)稱1840年的利潤率是1800年的兩倍。這一數據（如果是準確的）與「通過重組恢復利潤率」的觀點相一致。的確，在1810年到1840年間，共發生了三次經濟危機；僅在1826年，就有3300家公司破產。

如果危機總是能夠以這種方式抵消利潤率的下降，馬克思把這一規律看作敲響了資本主義喪鐘的觀點就是錯誤的，因為在過去的180年間，這個制度能夠在週期性爆發的危機中生存下來。

但是，持有這一觀點的人假定結構重組調整總是以傷害部分資本家而不是全部資本的方式發生的。在20世紀70年代，米契爾‧基德隆 (Michael Kidron)曾對這一觀點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質疑。這一質疑的基礎是不能把資本主義的發展理解為簡單的循環，而應理解為在它的整個時間、不同階段都存在著轉變。

四、資本的積聚和集中
一些資本的增長以另一些資本的犧牲為代價，馬克思把這一過程稱作「資本的積聚和集中」。這最終導致了少數大資本在資本主義的特殊部位起著支配作用。它們的運行與其周圍的或大或小的資本纏繞在一起；如果那些非常巨大的資本倒閉，就會破壞其他資本的市場，切斷它們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來源，從而擾亂其他資本的運行。在累積的崩潰中，那些以前的盈利企業會被拖到無利可圖的破產邊緣，從而在這個制度的心臟形成一系列經濟「黑洞」。

新變化出現在兩次世界戰爭之間的大危機中。在這次危機中，一些企業的破產並沒有導致危機的結束，而是加深了危機的衝擊力。因而，世界各地的資本家都轉向利用國家去保護自己。儘管存在著政治分歧，但是，不論是美國的新政，德國的納粹，拉丁美洲的新興民主政權，亦或是戰時英國的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的正統經濟主張，在這一點上是相同的。在「二戰」後最初的30年，國家與大資本的相互依賴已成為貫穿這一制度的正常權利，儘管這一安排有「國家資本主義」（我的首選概念）、「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或「福特制」等各種稱呼。

國家干預是雙刃劍。它在防止危機的首要病症發展為徹底的崩潰的同時，也阻礙了一些資本以犧牲另一些資本為代價來恢復利潤率的能力。

1945年後的第一個10年不存在大問題，因為兩次大戰之間的衰退和二次大戰的共同作用已經引起了原有資本的巨大破壞（據估算為總量的1/3）。積累能夠以比戰前階段更高的利潤率重新開始，並且這一比率難以下降，或只是緩慢下降。資本主義當時享有的就是現在人們常說的「黃金時代」。

但是，當20世紀60年代以後利潤率開始下降時，資本主義發現它遭遇了「黑洞」或通過有效重組恢復利潤率失靈這一雙重威脅。這個制度始終不能利用通過危機剝離的方式進行的風險重組。國家干預避免了大量破產的威脅。但這樣做，又阻止了有效的制度重組，從而消除了引起破產威脅的壓力。據此，基德隆指出：資本主義是一個已經「硬化的」制度。

正如我在1982年所寫道的：

通過國家干預來緩和危機的結果只是無限期地延長了危機。但是，這並不意味世界經濟注定就是衰落，而是在停滯的總趨勢下伴隨著一些暫時繁榮，其間有就業輕微和短期的增長。然而，從長期看，這些暫時繁榮又會從整體上惡化這個制度，導致更嚴重的總停滯，以及這個制度的特殊部位的極度破壞。

我認為，如果「兩三個發達國家」走向破產可能會為資本主義提供「新一輪資本積累的機會」，但運轉這一制度的其他國家會盡其所能地避免讓這兩、三個國家崩潰，免得把其他經濟和銀行摧毀，導致「其他資本的進一步崩潰」。我的結論是：「現階段的危機仍會不斷爆發，直到它被解決；而解決辦法只有兩個，或者是把大部分世界拖進野蠻狀態，或者是一連串的工人革命。」

五、經驗描述
在過去的30年，利潤率的經驗記錄能否支持上述論點？它在今天有何含義？

目前，已經有一些計算利潤率長期趨勢的嘗試。但彼此的結果並非總是完全一致的，這主要是因為計算固定資本投資的方法各有不同，公司和政府提供的利潤信息存在著嚴重失真（由於稅收原因或為了證明低工資的合理性，公司總是盡其所能地向政府或工人低估利潤；為了提升股票交易值和借入能力，公司又經常向股東高估利潤）。儘管如此，仍有一批經濟學家，如弗雷德‧莫斯利(Fred Moseley)、托馬斯‧米歇爾(Thomas Michl)、安瓦爾‧沙克(Anwar Shaikh)和厄爾圖格魯‧阿梅特‧坦奈克(Ertugrul Ahmet TonaK)、熱拉爾‧杜梅尼爾( Gérard Duménil)和多米尼克‧萊維( Dominique Lévy)、於夫克‧圖坦(Ufuk Tutan)和艾爾‧坎貝爾(Al Campbell)、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伊迪文‧ 伍爾夫( Edwin N Wolff)、皮魯茲‧阿爾米(Piruz Alemi)和鄧肯‧ 弗利(Duncan K Foley)等，都跟隨約瑟夫‧吉爾曼(Joseph Gillman)和薩恩‧馬格(Shane Mage)在上世紀60年代工作的足跡，對利潤率的趨勢進行了經驗研究。

圖1展示了杜梅尼爾和萊維給出的美國商業部門的利潤率變動情況；圖2展示了布倫納給出的美國、德國、日本的製造業的利潤率的變動情況。



根據研究結果，可以形成如下共識：第一，利潤率從上世紀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下降的；第二，從80年代初期起利潤率開始部分恢復，但在80年代初和90年代末曾被中斷。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共識是，從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的利潤率下降不是工資上升的結果，因為在這個時期美國實際工資開始下降，直到90年代末部分實際工資仍未能恢復。米歇爾、莫斯利、沙克和坦奈克、伍爾夫都斷定資本與勞動比率的上升是利潤率下降的一個因素。這個結論是對置鹽信雄觀點的一個經驗性駁斥。資本家進行的「資本密集型」投資旨在提高他們個人的競爭力和收益率，但卻造成了在整個經濟中利潤率下降這一結果。由此，馬克思的基本理論得到了證實。

從經驗資料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在1982年前後，利潤率的確開始恢復了，但它們只彌補了前一階段50%左右的跌幅。按照伍爾夫的觀點，從1966年到1979年，利潤率以每年54%的速度下降；從1979年到1997年，它又以年均36%的速度「反彈」。弗雷德·莫斯利認為它「只恢復了……上期跌勢的大約40%」；杜梅尼爾和萊維則認為，1997年的利潤率「仍舊只相當1948年同一數值的一半，相當於1956年到1965年這10年均值的60%到75%」。

六、解釋
為什麼利潤率能夠得以恢復？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在整個經濟中剝削率的提高。對此，莫斯利指出，剩餘價值率已從1975年的1.71%上升到1987年的2.22%。國民產出結構的變動顯示了「資本」份額的持續上升和「勞動」份額的下降。

但是，投資與工人的比率（資本有機構成）的增長也有所減速，至少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的情況是如此。在1980年前後，這個制度又出現了一個重要變化，這就是自「二戰」以來危機首次開始導致大規模的破產。

從「二戰」到70年代的這個階段，破產並不是新聞中一個主要話題。在美國，除了鐵路，沒有很多的引人注目的企業倒閉。在70年代，只有兩家著名公司，即1970年的佩恩中心運輸公司和1975年的WT特許公司發生了破產。

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這段時間，卻出現了各種類型的一系列破產公司案。其中有許多著名公司，包括LTV、東方航空、德士古、大陸航空、聯合商業、聯邦百貨、灰狗、R H Macy和Pan Am、麥克斯韋通信以及奧林匹亞&紐約等，都申報了破產。

同樣的故事以更大的規模重新發生在2001年2月的危機中。例如，正如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寫到的，安然的崩塌「曾經是最大的公司破產案，直到世通公司破產的到來」。

這不僅僅是美國現象。像麥克斯韋帝國和奧林匹亞與紐約公司的破產所顯示的，在20世紀90年代初，它也成為英國的一個特徵。雖然英國避免了2001年2月的全面衰退，但兩個曾經佔據優勢的公司，即馬可尼/英國通用電器公司和羅孚公司，卻在走下坡路。在歐洲大陸，同樣的現象也開始顯現。德國的情況更複雜。前東德的多數大企業要麼破產了，要麼以低廉的價格賣給了西德企業。在亞洲，爆發了1997年8月的危機。這一問題的最嚴重形式是整個國家的破產：前蘇聯比較顯著。多數左翼學者曾持有一個使人混亂的信念，即它們都曾是「社會主義」國家。這妨礙了許多評論家，使他們難以理解這些國家的崩潰，是因為利潤率不再高到足以承受為了參與國際競爭而裝備自己的成本，這也阻止了他們分析註銷這些巨大資本對世界體系的影響。

這就是在過去幾十年發生的國際範圍的「通過危機進行重組」的週期性過程。但是，它只是向通過清除無能力資本來滋潤倖存者的舊機制的有限回歸。這裡仍然有很多通過國家干預力挺巨型公司或對銀行系統施壓以支持企業的案例。例如，近些年發生在美國的1979年到1980年的「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破產案、20世紀80年代末的「信用儲蓄社」（S&Ls）危機案和1998年的巨型衍生工具賭徒「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崩潰案等，都是如此。每一次由經濟、社會和政治不穩定的恐慌所引起的救援行動，都阻止了利用危機從制度中清除無能力資本。下述資料表明，在美國，國家是如何幹預重組的：「1970年公共投資只佔私人投資的10%；到1990年已提高到24%，從那時起所維持的水平幾乎是1970年的1倍。」

官方所使用的新自由主義的辭令，並不能阻礙國家資本主義在實際政府政策中發揮持續有力的影響。這不僅對美國政府是真實的，對西歐和日本也是如此。當銀行倒閉可能損害這個國家金融體系的其餘部分時，它們都會趕忙去支撐這些銀行；作為一個最後手段，甚至可能實施國有化。當德國的一些公司發現最新收購的子公司不能正常獲利後，德國政府竟對這個新近統一國家的東部傾注了數百億資金。並且，一些世界金融組織也曾對系列債務危機作出反應，利用各種方案以避免西方大銀行走向破產；儘管這種做法時而受到來自各方面（如《經濟學家》）的抱怨，他們指出，這種做法的後果，是阻斷了這個制度恢復其充分活力的惟一途徑。

七、非生產性勞動和浪費
莫斯利、沙克和圖納克以及西蒙‧莫恩 (Simon Mohun)都注意到資本主義最新發展的另一特徵，而這一點基德隆在20世紀70年代就給予了高度關注，這就是經濟中日益增長的「非生產性」部分。
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家把包括買和賣在內的所有經濟活動都視為「生產性的」，這是他們把有限的目光只聚焦於市場上出現的交易方式的必然結果。而馬克思則像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一樣，對問題有著更為深切的關注，以揭示資本主義增長的動態。為此，馬克思進一步發展了斯密提出的關於「生產性」與「非生產性」勞動區別的理論。馬克思認為，生產性勞動是通過擴大生產來創造剩餘價值的勞動；而非生產性勞動則相反，它不是擴大生產，只是簡單的分配、保護或浪費已有產出。例如，私人奴僕、警察、士兵或售貨員的勞動。

實際上，馬克思並不是從物質生產和服務的角度來劃分生產與非生產勞動的，某些活動從概念角度看是「服務」，但卻可以為世界增加真正的財富。例如，把產品從它的生產地移動到它的消費地，即運輸工人所從事的活動，是生產性的。製作電影的活動，當它在通過給人們帶來享樂而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時又給資本家生產了利潤，在這一意義上講，它是生產性的。與此相反，廣告製作的功能只是銷售某些已經生產出來的產品，因此它是非生產性的。

為了適應今天的資本主義，必須對馬克思關於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的分類進行細化；因為在今天，諸如教育、醫療服務等活動要比他當年從事寫作時重要得多。許多當代的馬克思主義者或許都承認，那些能夠增進人的生產能力（而不是單純地訓練兒童）的教育要素，至少是間接的生產性勞動。基德隆走得更遠。他認為，為資本進一步積累服務的勞動就是生產性勞動。生產資料的生產是生產性的，能夠保持工人及其家庭舒適健康（即有利於恢復其「勞動力」）以便進一步被剝削的產品生產也是生產性的。但僅僅是為資本家階級及其附庸提供奢侈品的生產，不是生產性的；同樣，武器生產也不是生產性的。

不論怎樣給非生產性勞動下一個準確定義，它在當代資本主義都處於重要的核心地位。弗裡德·莫斯利估計，從1950年到1980年，美國商業的就業人數從890萬增加到2100萬；金融業的就業人數從190萬增加到520萬，而生產工人人數僅從2800萬增長到4030萬。沙克和圖納克計算了美國全部勞動人口中生產性勞動者所佔的比重，指出，從1948年到1989年，這一比重由57%下降到36%。西蒙·莫恩計算了美國「非生產性」的工資和薪水在「原料附加值」（material value added）中的份額：1964年是35%，而2000年則超過了50%。基德隆的計算指出，使用他的寬泛的定義，「從資本自身的角度看，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大約有3/5的實際發生的工作被浪費了」。

非生產性勞動的費用實際是對剩餘價值和利潤率的消耗。對此，莫斯利、賽克和圖納克以及基德隆的晚期著作都沒有異議。莫斯利、賽克和圖納克計算了生產部門的利潤率（即馬克思的利潤率），並使之與某些公司和美國政府國家年金管理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Pension Administrators，NIPA）提供的有關整體經濟的利潤率進行比較。賽克和圖納克的計算表明，在1948年到1989年間，「馬克思所講的利潤率幾乎下降了1/3；NIPA的平均利潤率下降得更快，超過了48%；公司的利潤率下降得最快，甚至高於57%。利潤率的更迅速的下降可以用非生產勞動與生產勞動比例的相對提高來解釋」。莫斯利的結論是：「從戰後到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經濟中的傳統利潤率要比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得更快」，前者是40%，後者是15%—20%。他認為，在20世紀90年代，非生產性勞動水平的提高是阻止利潤率充分恢復的主要原因。

為什麼非生產性費用如此增長，甚至達到抑制利潤率使其不能更健康增長的程度？這是由諸多因素造成的，但每一個都是它自身對利潤率降低的反應（以及企業和政府為了阻止危機所做的努力）。


*資本投入更多的資源以非生產性的方式保護和擴大市場。

*當資本家通過貨幣市場、金融投機和對沖基金等進行賭博以尋求易得利潤時，前赴後繼的投機性投資就出現了。

*在努力對基層人員不斷施加壓力的同時，管理等級制度發展起來。這是當今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一個典型特徵。

*用於「保障」的費用和對那些不能有效就業的人員的最低限度的福利，增加了這個制度努力維護社會秩序的成本。

*把國家訴諸軍事冒險作為解決資本內部所面臨問題的一個方法。

八、矛盾的後果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各企業和國家對利潤率下降作出了各種反應，而這些反應的後果則是進一步減少了生產性積累的可利用資源。

但是，非生產性支出的後果不只是降低利潤率，它還減少了促使資本有機構成上升的壓力。這就是米契爾·基德隆用來解釋戰後幾十年大規模的軍備開支對這個制度有「積極」影響的見解。他認為，這些開支像統治階級及其附庸的奢侈品消費一樣，對他們運轉這個制度具有一定的有益作用——至少在一定時期是如此。

基德隆認為，被「浪費」的勞動，減少了對通過積累以增加資本密集度的壓力。這有可能把提高生產資料與工人比例的價值從這個制度中取走，使積累進展緩慢，但能以穩定的速度持續，它類似伊索寓言裡的龜兔賽跑。因此，浪費壓低了利潤率，但不會面對由於資本—勞動比率的急劇加速而突然形成的向下的推力。

這種分析似乎很符合戰後的初期階段。那時，軍備支出大約占美國國民產出的13%（加上間接支出，可能達到15%），這是轉移剩餘價值而不把它用於進一步積累的主要方式，也是美國統治階級可以從中獲益的一項支出：借此可以維護其全球霸權（對抗蘇聯並同歐洲資本家階級結盟），並確保美國經濟中一些重要生產部門的市場。

從這種意義上講，資本家像看待自己的奢侈品消費一樣，把軍備開支視為與切身利益直接相關的東西，而與改善窮人條件意義上的「非生產性」支出根本不同。即使它降低了積累率，也不是災難性的；因為，通過衰退和戰爭所進行的資本重組，已經把積累推進了比20世紀30年代更高的軌道。在國內，所有的企業面臨著同樣的障礙，它們在市場競爭中沒有輸給別人。從國際看，在戰後初期，其他與美國進行激烈經濟競爭的國家（如老牌帝國主義強國英國和法國），也都存在著自身軍備支出過高的障礙。

今天的情況完全不同了。20世紀60年代初期以來，一些國際重大經濟競爭者紛紛崛起，這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迫使美國降低了國民產出流向軍備的份額。在60年代中期的越戰期間和80年代的「第二次冷戰」階段，不斷增加的軍備支出只是在巨大問題暴露之前給美國經濟以短期的刺激。喬治‧布什在軍備上的支出從占GNP的3.9％增加到47％（大體相當於淨商業投資的1/3），惡化了美國正在迅速增加的財政和外貿赤字。

對整個制度來講，所有這些形式的「浪費」所帶來的收益，要比半個世紀以前少得多。它們或許仍舊降低了來自資本有機構成的對利潤率的向下的壓力，因為有機構成肯定不能像所有剩餘價值都投入到積累時增長得那麼快。但是，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浪費」而形成的費用降低了生產性積累，也減緩了長期的增長率。因此，資本及其政府一再地進行「新自由主義」的嘗試，通過減少對僱傭工人、老人、失業者和長期患病者的支出來提高利潤率；利用市場機制試圖降低教育和衛生保健的支出；堅持讓第三世界國家償還足以使其致命的債務；借助美國的軍事冒險攫取世界上最重要原料的第二大源泉伊拉克的控制權。

我們不應把上述局面描述為一種持久危機——它只是一種週期性經濟危機。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經濟復甦（前者主要在日本，後者在美國）可不僅僅是「短暫的繁榮」。以往的低收益率也不能阻止資本家的想像：未來會有神奇般的利潤可以謀取；可以在全世界吮吸剩餘價值並把它們投進各種以賺錢為目標的工程。在這些行為中，有許多是發生在非生產領域的純粹投機性冒險，同時伴隨著房地產、商品市場、股價等方面的泡沫。但是，資本家也會幻想把資源投入到潛在的生產部門以獲取利潤，並且創造能夠持續若干年的快速繁榮。美國在1991年到1999年的投資翻了一翻。當泡沫破裂時，人們才發現，在實體經濟的巨大投資，如已經開展的光纖通信網絡，可能從未獲利。

每個大型公司為了獲得投機利潤，都在故意誇大自己的利潤，實際上，它們宣佈的利潤要比真實利潤高出50%左右。

美國（或許還有英國）的許多跡象表明，目前我們正在走近一個與以前相類似的階段。在經歷了上次衰退引起的下降後，在美國的投資現在已經回到20世紀90年代末的水平。但是，美國的恢復是以巨大的政府赤字，靠海外貸款補償赤字而形成的國際收支平衡，以及消費者舉債去支付他們的生活費用為基礎的；與此同時，「僱員的收入在美國GDP中的份額卻從49%下降到了46%」。這就是投機冒險行為形成高潮的背景；而這些冒險行為則是由對沖基金、衍生品市場、住房泡沫，以及當前通過大量舉債形成的私人權益對巨型公司的收購等實施的（後者很容易讓人聯想起20世紀80年代末，在巨型兼併事件中發行垃圾債券的「站在門口的野蠻人」）。因此，這一背景必然導致一個相悖的結果：一旦觸摸到真實，公司的利潤就要下降；一旦人們認識到事情將會變壞，公司的運轉就要出問題。並且，正如人們所說的，一旦美國著涼，英國就要得感冒。

目前，英國的利潤率似乎很高。按照計算，在2006年四季度，全部非金融私人公司的利潤率已達到了1969年以來的最高值即15.5%。在新工黨執政期間，利潤占GDP的份額曾達到近27%的記錄。而且，它的平均利潤率還將被當前英國北海油氣的高利潤所提升。英國大企業對海外活動有著極高的依賴性（高於其他任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服務部門」的獲利能力也很高。然而，在那些很重要但盈利能力已被削弱的工業部門，利潤率卻從1998年的約15%下降到現在的10%左右。所以，與美國一樣，這裡也有許多熱心於資本主義的人擔心繁榮時期最終像20世紀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那樣結束。

中國作為世界體系的一部分，正在進行著巨大的生產性投資；對此，也有著很多質疑。許多評論家將中國視為整個體系的拯救者。與美國、歐洲甚至日本相比，中國的資本能夠將更多的剩餘價值（超過40％的國民產出）追加到投資中，而且至今也沒有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典型的非生產性支出拖累（儘管當前也存在著以摩天辦公大樓、旅店和大型購物中心的不斷增加為特徵的房地產泡沫）。這使得中國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出口市場上很多產品的主要競爭者。但是，高水平的投資已經對利潤率產生了衝擊。最近，有人嘗試把馬克思的概念用於中國經濟，分析指出，中國的利潤率從1984年的40％下降到2002年的32％，而資本有機構成卻增長了50％。某些西方觀察員確信，一些中國大公司的利潤率非常低，但這一事實被大型國有銀行推動下的持續擴張所掩蓋了。

推測不遠的將來並不難，但沒有意義。資本主義制度的整體輪廓容易解釋，但在無數個別因素作用下，這些制度框架如何在若干月甚至若干年的過程中轉變為現實，卻難以知曉。重要的是要認識到，由於當前的危機，已經增加的對工人生活的壓力，以及大量潛在的可供投資的價值轉向浪費，這個制度只是能夠生存，並且像過去30年那樣斷斷續續地較快發展。它在過去未曾回到「黃金時代」，將來也不能。目前，這個制度或許並沒有進入永久性危機，但是它處在不能逃脫不斷重複出現的危機的階段；像經濟危機一樣，這些危機也必然成為政治和社會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