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化論在中國備受推崇的背後張偉 劉暘
中國青年報
2009年2月25日
【方舟子按：這篇報道的出發點有些問題，似乎是在批評中國人接受進化論的比例高於西方人。其實西方還有半數人不接受進化論，才是不正常的，乃是由於基督教勢力的影響，而不是那些人比中國人更有懷疑精神，恰恰相反，是更盲從——對宗教信仰的盲從，西方科教界人對此也是痛心疾首的。我們不應該怪中國人接受進化論的人太多，而是應該探究為何還有近30％的中國人不接受這個科學理論，為什麼對原子論、相對論、基因論等等其他科學理論就會幾乎一致接受？進化論在科學上的可靠程度和重要性並不亞於這些理論。中國的教育要求學生不加批判地接受進化論，不也要求學生不加批判地接受原子論、相對論、基因論？為什麼獨獨認為這麼教育進化論是不正常的？是不是也受到國外原教旨基督徒的影響，認為進化論是個在科學上還有爭議的理論？把「把宗教和科學看作對立的兩面」說成已是幾十年前的舊觀點也不對，西方還有這麼高比例的人由於宗教信仰的原因不接受進化論，正是宗教和科學對立的證明。當今許多傑出的生物學家、哲學家都認為宗教和科學，特別是和進化論，是對立的，不可調和的，例如E.O. Wilson, James Watson, Richard Dawkins, Niles Eldredge, Daniel Dennett等人都持這個觀點。國外有些科學家說進化論與宗教不衝突，是為了取悅信教的政客、公眾，我們沒有必要也跟著這麼做。】查爾斯·達爾文未必能料到，他的進化論會在中國受到如此厚愛。
2003年，一份公眾科學素養調查顯示了進化論在中國有多麼流行：71.8％的中國公眾認可「人類是從早期動物進化而來」這個結論。
調查的主持者、中國科學院教授李大光，至今還對這個數字感到驚訝。要知道，即使是在達爾文的故鄉英國，情況也遠非如此。直到幾天前，「半數英國人不信進化論」的新聞，還頻繁出現在報紙上。
李大光的床頭，擺著剛出版不久、美國學者浦嘉珉寫的《中國與達爾文》。這本書詳細探究了進化論進入中國以後的傳播脈絡。儘管很忙，李大光還是會經常抽時間翻上幾頁。他覺得，這本書切中了他平日的思考。
當達爾文誕辰200週年到來之時，許多人開始對進化論在中國的流行進行思考。美國芝加哥大學進化學系教授龍漫遠認為，從嚴復到毛澤東，進化論在中國地位的確立，有一條清晰的主線。
進化論是以一種「謙卑」姿態進入中國的
最初，進化論是以一種「謙卑」姿態進入中國的。1897年4月12日，一份報紙在腳注裡介紹了嚴復和他的譯作《天演論》，並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
此時，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已發表近40年，進化論終於作為一個西方學術觀點，進入中國民眾視野。100多年後,龍漫遠仍覺得，如果他是嚴復，也會選擇翻譯《天演論》。
2月23日，他坐在芝加哥一家咖啡廳裡，回溯19世紀末的中國歷史。正當戰爭屢屢失敗、改革無功而返之際，1894年，甲午戰敗，曾長期在海軍任職的學者嚴復「想喚起改變貧窮落後的覺悟」，於是第二年便提筆翻譯《天演論》。
為什麼選擇《天演論》？龍漫遠認為，原作者赫胥黎在書裡，意在用《物種起源》裡面的一般規律、用「進化」這個科學觀點解釋人的事情，解釋社會問題。這種功能，在《物種起源》裡是找不到的。
「嚴復並不是學生物的，他翻譯的目的在於向人們傳達對社會的理解。」龍漫遠說。為了闡述自己的觀點，嚴復乾脆在書中做了大量批注。
在這些批注中，嚴復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努力鼓吹。「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成為這位翻譯家留給後世最著名的格言。
「歷史在這裡玩了個弔詭。」就讀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的博士生林垚介紹，在原著中，作者赫胥黎對社會達爾文主義持批判態度，但譯作卻變成了鼓吹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經典文本。
「一方面，救亡圖存確是一時之亟，另一方面就世界範圍而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倫理學也風頭正健，赫胥黎的倫理學正被越來越多人看作過了時的、溫情脈脈的理想主義空談。」林垚解釋說。
後世的反思，並不能阻止《天演論》在1898年出版後一紙風行。當年剛滿17歲的中學生魯迅，特意花了500文錢買回這本書，覺得很新鮮，一口氣讀了下去。同樣受到進化論思想影響的，還有青年時代的毛澤東。
在李大光看來，「這是近代科學文化的第一個高潮」。進化論成為街頭巷尾人們談論最多的話題之一，也是中學作文最常見的命題。而康有為、梁啟超等知識界人士對於進化論精神在社會問題上的應用，更是樂此不疲。一場「保種」的運動，隨即浩浩蕩蕩地開始了。
《天演論》風頭太盛，以至於20年後，當《物種起源》終於被翻譯到中國時，影響力反而大不如前者。這本書為中國留下許多遺產。經由維新變法、新文化運動等社會事件，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靈魂一直隨著中國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努力而流傳。浦嘉珉在《中國與達爾文》一書中評判說：進化觀念在中國的傳播，是「在政治學語境中發生的」，而基本上被從科學或博物學的傳統中剝離出來。
與此同時，在國外，另一場對達爾文和進化論的演繹正在發生，並且等待時機進入中國，準備接過進化論在中國傳播的大旗。
「沒有爭論，也不能有爭論」
小學的時候，龍漫遠在父親單位的藏書裡，發現過一本與進化論有關的書，是翻譯版，「文字寫得真美」。他立刻就被吸引了。
不過，真正接觸進化論，要等到讀中學時。那是上世紀70年代，進化論從兩個渠道進入他的生活，一個是在生物課堂上，另一個是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時候。龍漫遠還記得，讀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時，也在裡面看到過進化論。
「馬克思、恩格斯和毛澤東都強調達爾文的進化論，並且有的時候把進化論的觀點演繹到社會問題。」龍漫遠回憶。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那天起，進化論在中國的命運，就和這個新興的學說發生了關聯。
這種關聯很早就開始了。1883年，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發表講話時，曾經為他留下了著名的論斷：「正如達爾文發現了有機自然界的發展規律，馬克思也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
關於馬克思和達爾文之間的「惺惺相惜」，人們不難在報端上找到若干證據。其中一個例子，是1931年由蘇聯《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上發佈的。該雜誌聲稱發現了達爾文給馬克思的一封信，足以證明馬克思曾想把《資本論》第二卷題獻給達爾文，可見馬克思對達爾文思想之重視。
這個說法一直被用來證明馬克思的學說與達爾文進化論的密切關係，流傳甚廣。然而，許多人並不知道，早在1979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泰倫斯·波爾已經發表文章，論證該信並非寫給馬克思的，而馬克思也從來沒有過要把著作題獻給達爾文的念頭。
事實上，馬克思本人未必真的看重進化論，當一些社會主義者試圖將自然選擇概念引入社會主義學說中時，馬克思還對他們大加嘲諷和批評。
不過，林垚認為，在馬克思之後，人們有意無意地強化了他與達爾文之間的聯繫。許多後來的社會主義者推重並借鑒自然選擇理論，對宣傳達爾文主義也「不遺餘力」，這是因為，在唯物主義者看來，進化論是他們「反對有神論的天然盟友」。
龍漫遠的解釋則是，在社會主義者眼裡，社會發展的方向是「進步」的。這和進化論者表達的「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複雜」的觀念是一致的。
這種氛圍一定程度上延續到了中國。從一開始，進化論在新中國就獲得了崇高的地位。龍漫遠回憶，當時的進化論是以「官方」、「正宗」的面目出現的，他理所當然也認為，「沒有爭論，也不能有爭論」。
直到改革開放前後，「這一代人」才開始反思。龍漫遠讀到了一套《走向未來叢書》，介紹了西方的很多東西。從那時起，他才真正開始思考和比較，並第一次發現對於世界的解釋，除了進化論，還有宗教。
中國教科書裡的進化論是完美無缺的
在美國，龍漫遠曾經被叫上法庭，為一起家長起訴學校教授神創論的官司作證。作為科學家證人，他在庭上對法官和陪審團講解了基因是如何起源的。
他覺得，因為存在爭論，許多美國人從小就會仔細瞭解進化論講的是什麼。而在中國，進化論被作為一個事實來講授，大家都知道人是由猿進化而來，但「好多人其實理解得不深刻」。
「中國教科書裡的進化論是完美無缺的，學生不需要對其進行批判性的反思，只要接受即可。」林這樣反思自己在中學時學過的進化論。
2月12日，一場小型的討論在某個網站上進行，幾名30歲上下的年輕人，回憶起自己在中學課本裡學到的進化論。有人感歎：當時的教育十分有效，自己「從來不曾懷疑過進化論」。
進化論進入中國的過程中，始終沒有引起太大爭論，李大光覺得這「很要命」。
「爭論並不是胡亂否定，而是進行科學的探討。」李大光認為，「這種討論本身比進化論更有價值」，而沒有經過討論的進化論，「並不能作為靈魂進入我們的文化並固化下來，只停留在一種外來理論的層面」。
「在西方，進化論是在討論的情況下被接受的，而中國人則是不假思索地接受。」李大光據此認為，儘管中國人認可進化論觀點的比例更高，但這並不能說明進化論在中國更加成功。
林垚也發現，在美國課堂上，教師在講授進化論的同時，會告訴學生進化論在哪些環節上證據尚顯不足，對哪些問題的解釋力較弱，哪些方面易於遭受攻擊，這些攻擊對理論整體的破壞力如何，等等。
「由於沒有接觸過反面的觀點與論證」，中國學生對進化論這一信條的辯護能力，也就相應減弱了。
李大光觀察到，許多西方理論在中國有不同的命運。比如，與進化論備受擁戴相反，「人口論」在中國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而在這截然相反的待遇背後，他看到了「相同的邏輯」。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公眾通常並沒有判斷，而是「由政府和科學家判斷對錯」。當政治運動一來時，他們也更容易被利用，對某種觀點盲目地「批判和打倒」。
對於政治和科學的關係，龍漫遠看到了有益的一面。儘管科學有時候為政治服務，但他覺得，這不應該由科學負責。相反，一定程度上，「馬克思、毛澤東對進化的肯定，起到了積極作用」，因為無論過程如何，從結果上來看，傳播了進化論，能「幫助人們對自然界作出理性判斷」。
儘管他也承認，國內對進化論的認識「不夠準確，連翻譯都沒有翻准」。
「進化」學系的教授
在博士畢業論文答辯的時候，龍漫遠的主考官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他擔心自己的答辯無法通過，於是試探地告訴教授，自己的演講將涉及進化論。教授一眼就看出他的顧慮，說：「年輕人，我從星期一到星期五信進化論，星期六和星期天信上帝。」
他逐漸發現，經過最初的激烈衝突，科學、宗教在西方國家的許多人心中已經可以互相包容，並不衝突。甚至連羅馬教皇本人也宣佈相信進化論。在達爾文誕辰200週年到來的時候，英國主教專程來到達爾文墓，獻上一大捧花。
不過，龍漫遠發現，在國內，人們通常還是把宗教和科學看作對立的兩面，看成敵對的。「我們一直被這麼告知。」他說。可那已是幾十年前的舊觀點了。
許多誤解還圍繞在進化論的周圍。龍漫遠指出，甚至連「進化」這個約定俗成的稱謂，也是一種誤讀。
嚴復在翻譯《天演論》的時候，用的是「演化」來表達達爾文「evolution」的概念，為了防止誤解，他曾特意在註解裡註明，這個詞不僅有「進化」，也有「退化」的意思。龍漫遠解釋，這就是說，除了「從簡單到複雜」，演化還有「從複雜變簡單」、「變單一」的可能。
不過，當後來北大教授馬軍武翻譯《物種起源》時，他從日文版翻譯成了「進化」，並從此沿襲到今天。學術界曾經對此有過討論，很多人試圖扭轉這個翻譯，但在公眾中，這個誤讀並沒有改變。
甚至，他自己對別人介紹自己的身份時，也不得不告訴別人，自己是「進化」學系的教授。
在種種誤讀中，中國和世界一起，迎來了達爾文的第200個生日。
從2月12日開始，英國各地舉行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紀念性聚會。而在中國，人們並沒有感到什麼異常，甚至很難看出，這是個一直流行著進化論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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