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
《天涯》雜誌
1998年第5期
韓毓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新文學的本體與形式》、《鎖鏈上的環：啟蒙主義文學在中國》、《摩登者說》、《紅玫瑰到紅旗：變遷的中國現代觀》、《天下：江山走筆》等。今天，中國知識界撇開許多緊要問題：諸如民主、資本、腐敗、利益分化等問題，獨獨高揚起「自由主義」的大旗，這種立場的選擇並非偶然。因為，今天具有特殊利益者的確要求更多的「自由」，而廣大人群卻要求有發言的場所和表達自己聲音的方式——「民主」。兩廂比較，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站在哪一頭，應該說是清楚的。各種主張、各種流派的自由主義不是沒有自己的歷史。但是，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卻不無驕傲地認為，在他們之前，中國就沒有過「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即使有，也不過是「自由主義的插班生」，因為那些「插班生」只會從「政治和文化角度」談自由主義，而不會從「經濟角度」談自由主義，不懂得財產私有、市場經濟是自由主義的根本，那麼，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真的懂市場經濟嗎?這其實正是可疑之處。例如他們一般地說，市場經濟可以代替和摧垮一個全能的政治社會。但實際情況可能恰恰相反，在前蘇聯、東亞和拉美這些迅速市場化和私有化的地區，市場社會助長了一個權錢交易的社會，這項交易——權錢交易，被歷史證明是市場交易中最符合交易原則的大買賣。在那些地方，市場摧毀的從來不是全能的政治社會，它摧毀的只是人民參與政治活動的能力、方式和「公民道德」。留下的是一種類似於「發誓三十年不談政治」的胡適之式的知識分子和無數奉行明哲保身主義的冷漠大眾。自由主義的先驅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說：「一個絕對不能參與政治事物的人，不能叫公民。」由這個自由主義的觀點看來，當代中國的某些「自由主義者」可能連現代意義上的「公民」都算不上。
實際上，在某些奢談「 市場」的「自由主義者」那裡，市場經濟從來就不是以官僚精英政治為對立面，而是以公共參與和人民主權的「公民道德」作為自己的對立面而提出並且被捍衛的。 「自由主義者」在讚揚市場時一般聲稱，市場規定了人人賺錢平等的原則，規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因而，只有市場才能把我們帶到民主、公正的世界裡去。但是，他們很少去指出名義上的機會均等與現實不平等的關係，形式上公正的法律在現實中是怎樣運用的以及遭遇了什麼樣的問題。由於他們根本沒有思考僅僅是在名義上、形式上獨立公正的國家在面對強勢的經濟和弱勢的群體時所扮演的真正角色，所以，正如魯迅所指出的，這樣美麗的空話還不如不說。馬克思說，不是契約裡規定的平等，也不是法律條文上規定的平等，而是現實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的佔有量，決定了我們實際上的不平等和根本不可能平等。在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看來，市場經濟保證的自由就是賺錢的自由，但是，根據這樣的「自由」，這樣的社會自然就有讓孩子輟學的自由，就有讓女人賣身的自由，就有允許官僚腐敗的自由——只要這些行為「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只要這些行為看起來是「自願的」就行。所以，一切肯動腦子，肯思考的人，理解現實都只能從馬克思所說的現實出發，從而毫不費力地明白一個起碼的常識：在這樣的「市場」勝利的地方，站起來的從來就不是「民主」，而是一種畸形的「資本主義」。是一個不受社會公意制約，可以獨自為社會立法的，具有「自組織性」和控制社會能力的所謂「市民社會」。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認為，從政治的、文化的、公眾參與的——一言以蔽之——從民主的角度談自由主義是膚淺的，只有市場經濟的「看不見的手」才是一個公正、自由、合理的制度的真正基礎。把自由主義從根本上看作一個經濟決定論思想的人們忘了，自由主義並不是一種經濟學說，它同樣是一種政治學說和通過政治競爭達到民主的方案。古典自由主義者相信自由競爭的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是通向民主的途徑。由於從「混合型民主」思想中汲取了在政府、市民社會、人民大眾之間「分權」的互相制約互相競爭的思想，自由主義曾經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思想資源。但是，由於職業政客和政黨的作用膨脹，代議制的弊端造成的人民對政治的冷漠，由於經濟力量對政府和人民代表的干預操縱，消極自由主義的民主模式越來越面臨危機。
在當今世界，大資本和利益集團控制投資，操縱政治，使政治的自由競爭不可能公開公正。而市場造成的經濟危機、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分配的不合理說明市場競爭也離公正差得更遠。但是，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從來拒絕回答是什麼東西造成了人民大眾對政治的冷漠，是什麼東西阻礙了大眾在一個互相競爭的「混合政治」中扮演一個有競爭力的角色。像他們自招的，他們只喜歡從經濟角度談自由，刻意地將政治和經濟領域分開來。就是在經濟領域內，他們也不談民主，或者說，不從民主角度談經濟和談經濟民主。難怪他們今天連「真正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也不願談。他們好像不懂得，民主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自由主義不過是實現民主的一個方案，古典自由主義甚至是在實現民主方面不太成功的一個方案。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現代自由主義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批評，就是為了回應古典民主(在西方就是希臘民主)的欲求。但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一方面片面地理解自由主義，鼓吹「補上古典自由主義這一課」，另一方面，則攻擊古典民主制度，同時無視自由主義的當代自我反思和發展的歷史，在他們眼裡，人類歷史彷彿就是他們所理解的那種自由主義的歷史，是那種自由主義一步步走向勝利的歷史，而不是民主的歷史，不是民主的力量一次次被壓抑、被扭曲的鬥爭的歷史。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認為，資本主導的市場經濟不是一種統治形式，而是「自由的象徵」，這一見解即使僅從理論上看也是很成問題的。毫無疑問，在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之間劃出一個界限，這的確是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發明。但是，卻沒有一個西方古典自由主義者不加分析地像他們魯莽的當代中國傳人那樣肯定地說，相對於政治這個「強制」的領域來說，經濟領域是完全「自由」的、「公正」的、非「強制」的。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真義毋寧是：對私人領域不能進行強制和侵犯。所以，如果他們能夠看到經濟和市場成為對私人領域、社會公共領域和基本人權進行如此控制、強制和侵犯的力量的話；如果他看到這個市場使人「自願」賣身、「自願」欺詐、「自願」輟學、「自願」當奴隸的話，我想，他們一定會像要求對政治領域進行限制一樣，立即主張對無限擴張的經濟領域進行限制。因為古典自由主義的真義就是主張必須對那種全能的社會控制力量進行限制，這是由他們的民主追求所決定的，也是他們的主張在當時具有活力和戰鬥力的原因。
實際上，稍對自由主義有常識的人就會知道，即使是功利自由主義的思想也曾經為現代西方福利國家的設計提供了依據。而今天在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那裡，保留的實際上不過是古典自由主義的某些詞句，喪失的卻是自由主義的精神——反對一切形式的控制之民主的鬥爭精神。他們雖然聲稱要「回到古典自由主義」，但是，這最多不過說明他們自己是一些力圖用十八世紀的頭腦來思考二十世紀問題的智叟罷了。由於姿態化和簡單化，某些「自由主義者」——特別是自稱得到了古典自由主義真傳的人走得離現實世界的確太遠了。毫無疑問，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家僅僅是表達了對官僚制國家和國家專制的不信任。他們只是在國家干涉經濟事物方面劃出了一個限制。他們既不敢，也沒有這樣的能力，——動用國家權力，以法律和立法的名義，捍衛「市民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唯一合法性，同時壓抑不同利益集團的聲音和組織形式的存在。但是，在當代新右派或保守的自由主義那裡，國家一方面要弱，要單純地為經濟活動提供機會；另一方面國家要強，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家來壓抑那些對惡性經濟活動構成壓力的組織和聲音。當代新右派自由主義所謂的「最低限度的國家」概念，實際上是與某種強烈的干預思想相聯繫的，這種干預就是要抑制那些向所謂 「自由市場」所造成的不平等挑戰的行為；在這個意義上的「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民主國家」必然是強制性的或強力國家。新右派已經把國家當作了經濟利益集團的統治工具。這些人的確是要歪曲和限制國家，但是，他們限制的是對國家的民主性的理解和運用，並以這樣的方式促進他們反民主的「自由主義」大業。
因此，需要問的是：當前企業集團化以及壟斷化的趨勢，是否意味著經濟權力的集中?經濟權力的集中會不會導致政治權力的集中?如果自由主義還承認權力的集中就是專制的根源的話，那麼，是否可以認為市場經濟及其生產關係不具有政治性?是否可以認為市場不會演化成，乃至就是一種統治形式?是否應該對集中的權力進行限制?怎樣限制?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顯然拒絕回答這些問題。他們於聲稱在自由主義勝利的地方就是民主的終結的時候，是否忘記了，他們不是自己聲稱是「民主的鬥士」嗎?根據這樣的原則，他們不是應該贊成參與，讚揚機會的均等嗎?可是他們在面對現代社會最大的集權——經濟霸權時又是怎麼說的呢?在當代世界通過經濟權力的集中重建集權政治的過程中，他們又是怎樣做的呢?
「保護少數人」和「防止多數人專制」是自由主義的口頭禪。但是，他們沒有結合具體的歷史狀況問一問：這種說法是誰，為什麼提出來的?它為現實政治的哪一方服務?無庸諱言，今天主張補古典自由主義課的中國「自由主義者」，實際上更多地是在重複哈耶克的新右派理論，但是，在當代中國，幾乎沒有人注意哈耶克對「經濟人」的批判，沒有人注意哈耶克理論的困境，即使拋開哈耶克的理論自身的問題不談，在現實運用方面，尤其必須慎重。在這方面，當代俄羅斯已經給我們提出了教訓。首先，哈耶克的理論是一種為了糾治西方福利國家制度之偏而設計的。但是，無論是前蘇聯還是「文革」中國，都不能算是「福利國家」，計劃經濟和國家官僚制度不是「福利國家 」制度，在前一個制度裡，廣大人民實際上沒有享受到多少「福利」。斯大林主義制度也不能被看作與資本主義國家制度判然分明的社會主義制度，恰恰相反，在那裡，國家官僚抽取剩餘價值，控制資本積累，剝奪國家企業，履行著有產者擔任的角色——只不過是以匿名的方式。在這樣的國家裡，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描述的「 福利國家」所出現的「多數人專制」對自由造成的威脅，因為專制的還是少數人——無論是以人民的名義還是以公共國家的名義。
由此，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者」對「多數人專制」威脅自由的恐懼自何而來是要再分析的。反過來說，市場對少數人專制的狀況有制約能力嗎?哈耶克起碼沒有明確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實際上只有廣大人民對政治事物和公共事物的參與，只有保證公民權和國家政治的公共性，才能真正制約少數人專制。這個問題是哈耶克不願面對的。實際上，在俄羅斯，市場經濟沒有能力對少數人專制形成制約。相反，那些以匿名的方式抽取剩餘價值，剝削國家企業，控制資本積累的官僚，可以通過市場化重新使統治更為集中化。在1989年之後，他們通過資本全球化，以改革的名義與跨國公司攜手，與世界資本市場結合為一體，正是通過這一過程，他們使自己成為「合法的」市民社會，而把民族國家的廣大地區和人口邊緣化為「非洲」。而通過將國家機構和企業公司化、市場化，他們則巧妙地使政治對經濟的控制和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轉化更加合法化。與哈耶克估計的完全相反，資本主義在這裡加速了權力的集中化，使權力以令人瞠目結舌的速度重新集中起來，其結果是：腐敗盛行，貪污合法化，金融投機和生產徘徊不前，人民大眾普遍的政治冷漠。
當「自由主義者」暗含著對人民民主、人民主權的否定，表達他們對於「多數人專制」的恐懼時，他們沒有拿出過哪怕是一件嚴肅的事實分析作為自己學術論爭的依據，以說明人類現代歷史上真的存在過「多數人專制」。就是在他們可能舉出的唯一的例子裡，他們自己不是也承認，「文化大革命」是「個人獨裁」而不是「人民民主」嗎?實際上，自由主義通過把社會簡化為政府和市民社會兩個領域，把政治簡化為政府行為——他們通過這樣一個致命的錯誤，一方面把人民從政治活動中開除出去，另一方面，使掌握著投資和生產資料的市民社會和經濟領域實際上掌握和操縱著政府和政治。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國家就不再是人民通過積極的政治參與形成的公共領域，不再是不同階級、種族、性別和利益集團討論、競爭和表達自己聲音的制度保障；在這個意義上，知識分子也就不再是在社會的有機聯繫和利益分歧中思想的，具有總體眼光的「公共知識分子」；不再是穿行於不同利益阻隔之間的，為弱勢群體爭取發言權的「文化游擊隊」，知識分子在這個意義上成為依附於政府和市民社會的經濟領域的「有專業知識的管理者」。毫無疑問，根據「自由主義者」們的理想，這些「有專業知識的管理者」將會使現代社會的管理制度更加科學化，更加有效率，但是，真正具有諷刺意味的卻是：這種管理越科學，越有效率，它對「自由」的威脅就越大，直到它可以取消所有人的自由——包括那些可笑的「自由主義者」自己的自由 ——而在此後還不會自動停止。
實際上，我們迄今為止所受的痛苦，遠遠不是來自所謂人民民主和「多數人專制」，在人類現代歷史上，少數經濟既得利益者的專制和少數目光呆滯、不近人情的職業官僚的專制鐵籠，是我們最耳熟能詳的，是打熬我們時間最長的專制形式。自由主義者經常說，人民是目光短淺的、感情衝動的和朝三暮四的，但是，他們從來拒絕回答，使人民群眾得不到信息，使他們對當代政治既無參與能力，又無理解能力的那些制度的基礎實際上究竟是什麼呢?難道不正是少數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造成的對政治和公共領域的壟斷才造成了「消極冷漠的大眾」嗎?——是的，在現代歷史上，人民大眾經常犯錯誤，但是，我相信，他們所犯的錯誤絕對不會比少數精英們犯的更多。今天，儘管許多「自由主義者」是以政治專家的面目出現，但是他們對政治的理解卻是狹窄的。這就是把政治僅僅理解為政府的功能，而政府的功能僅僅是保證所謂「自由化」 經濟。政治僅僅與職業管理者和資本自由有關，而與人民和公意無關。他們不懂得：自由主義在什麼意義上才是人類思想中偉大、寶貴也是有發展生命力的遺產。
這個遺產的寶貴之處就體現在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中：個人自由發展的權力必需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和尊重。而這個遺產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只有通過各種渠道、各種方式擴大社會成員政治參與的範圍，才能最有效地對包括政府在內的集中權力進行限制和監控，才能防止各種形式的專制的產生。但是，也正是在政治領域，也就是在如何對政府進行限制方面，自由主義具有理論的困境，存在著不同的爭論；甚至也就是在這種矛盾和爭論中，政府應該如何負責任和更好地負責任的問題，逐步被演化、模糊為政府可以不對人民負責任的命題。因為一旦人民和廣大社會成員參與政治的能力和機會被遏制，國家就不再是公共的。而一旦把政治行為僅僅理解為政府的事物，同時將社會參與看作是有害的，那麼，國家和政府的公共性就只能是名義上的。當這個名義上的公共國家的作用僅僅被限制為制定法律保障經濟活動的自由時，它就實際上沒有能力，也沒有「義務」通過接受社會成員的批評，改善自己的工作，而只能把所有的社會問題統統推給「自由競爭」的市場去「自動解決」。——而那個市場卻是遵循著保護「最大利益」和「最大利益集團」的基本原則。
保守的「自由主義」向右翼的極端發展，已經勾勒出一條清晰的線索：「自由主義」所要做的，不是限制集權性，而是限制人民，限制人民對公共事物的參與，限制政治領域的公共性和人民主權的政治原則。他們認為，人民主權的原則實行到底只能是摧毀所有差異性，拉平社會差別，而且，人民參與和人民民主也只能降低政治效率，甚至造成社會動盪。正是因此，他們才認為「消極自由」和「消極參與的大眾」比積極的參與要好得多。與此同時，他們並不認為各種形式的集中權力和「少數人」專制是危險的，而認為直接民主才是「萬惡之源」。而這就是近二十年來我們耳熟能詳的高貴的「自由主義」的聲音，是當代中國主流知識分子所代表的意識形態。
今天，當代社會正在承受著這些智叟們所製造的社會方案的後果，但是，我依然十分懷疑：右派「自由主義」思想家們是明智的，明智到足以真正看到了他們方案的後果。因為面對著這樣的世界，我分明聽到了偉大的自由主義先驅依賽亞‧伯林的警示，這是對把公共參與開除出政治領域，把政治僅僅理解為政府行為的錯誤思想的警示。他借用馬克斯‧韋伯的論斷說：「在當代世界上，唯一可以選擇的是：或者公民大眾在只有議會制外表的科層制『權威國家』中既無自由權利，國家就像管理牛羊般對公民們進行『 行政管理』；或者是國家以使公民們成為『共同統治者』的方式把他們整合到國家之中。一個『主宰民族』對此只能選擇後者，因為只有這樣的民族才可能和可以在 『世界政治』中進行角逐。誠然，民主化可以一時被阻擋，因為有權者的利益，以及各種偏見和恐懼症在這裡全都聯合起來反對民主化。但為此很快就會付出代價；大眾的全部精力都會用來與國家作對，因為國家外在於他們，大眾並不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一部分。這種不可避免的政治後果或許使某些社會集團得益，但斷然違背整個民族的利益。」
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 」經常以國家發展的名義強調經濟的決定作用，並把壓抑政治公共性和民主參與視為代價和必然。他們忘了，對公共參與的取消，對人民主權的取消就是取消了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基礎，同時也取消了經濟發展的合法性基礎，因為它最終將破壞人們「追求福祉」的理想，從而在根本上破壞人們對經濟發展追求的正義性。自由主義近二十年的得勢既不是因為它獨立於政治，也不是因為它創造了最好的政治模式。自由主義的得勢是因為它為右派政治提供了擺脫政治合法性危機的理論借口。這一政治合法性危機是指：現代國家的「公共性」名義和它實際上的「資產階級資產管理委員會」的實質之間的矛盾。這樣的國家要擺脫人民民主和普遍參與對自己責任的追究，從而使自己合法地，明目張膽地僅僅為官僚和資產階級服務，就只能借助右派「自由主義」的思想，以憲法和法律的名義，遏制引進批評市場的力量，從而單方面地維護所謂市場「自由化」的原則，因為只有這個市場的原則無可避免地要遵循「利益最大化」的準則並且合理合法地保護「最大利益者」。自七十年代末，西方世界的里根、撒切爾政權正是利用了福利國家制度出現的問題，借助右派自由主義的思想，建立起右派資產階級的強權政治。正是這個政治開動了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旨在滅絕全人類的「星球大戰」計劃，展開了最嚴酷的軍備競賽。直到最近，早已退休的撒切爾依然奔走於英國軍火商人和台灣之間，為加劇海峽兩岸的衝突出力。里根政府給美國留下的是種族暴動、失業增加和經濟衰退。金斯堡當年在《美國》中寫道：「美國我已將一切奉獻給你我如今一無所有/美國1956 年1月17日兩美元一角七分/美國我受不了自己的思想/美國我們何時休止世界大戰?/用你們的原子彈操你們自己去吧。」——只是，即使詩人的想像力也沒有到這樣的程度：他並沒有想到那個當時放狼狗到柏克利校園對付學生的加州州長日後會成為美國總統。右翼自由主義與政治的結合說明：與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標榜的相反，自由主義政治從來就既不「獨立」也不「寬容」。
同樣，1989年在蘇東和社會主義陣營所發生的事變，是由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掌握著生產和企業的經濟官僚共同推動才發生了這樣的戲劇性轉化的，它當然借助了人民民主的力量，借助了對現代「社會主義」國家合法性危機的批判聲音，但是，這是「自由主義」的勝利，並不是民主的勝利。因為它同樣為現代「社會主義」國家的合法性危機提供了不祥的解決方案。這種危機是指：社會主義的斯大林版並沒有真正實行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改造，市場取消後所留下的空白被國家官僚填充了，國家官僚實際上扮演著有產者的角色；人民只是在名義上有參與政治和經濟事物的權力，而實際上這樣的權力操縱在少數官僚手中。對這一合法性危機的解決因此可以有兩種方案：一種是通過擴大民主參與的方式和渠道，使政治領域日益成為公共的；一種是通過實際上是受控的，自上而下的市場化和私有化，使少數人對生產資料的掌握，由匿名的，變成公開的、合法的。而主張保護最大利益者的「自由主義」思想不幸成為了後一種道路的主要理論依據。因為他們的自由最多是所謂「公開性」而已——這種 「公開性」就是「少數人」由匿名的壟斷和佔有，借助市場和「自由競爭」的名義，變成「公開的」壟斷和佔有，由對一個表面上均衡、公開的社會和理論的破除，導向一種「天然的不合理」、「自然的不公正」。
因此，當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宣稱自由主義勝利的時候，他們是否願意回答：在那些地方，市場是「自由」嗎?人們在「自由的市場」裡是自由的嗎?不同階級、種族和性別以及各種利益共同體是否找到了形成政治公共性的新的、有效的途徑?毫無疑問，在俄羅斯，新的經濟利益集團與統治權力的關係是不清楚的，在東歐，「專業管理階層」成為最大的經濟利益集團。「自由主義者」宣稱：自由主義勝利的地方就是歷史的終結，於是，一個絕望的問題重現在我們面前：在自由主義勝利的地方，民主為何失敗? 特別是：以這樣的形式，在這樣的歷史時刻走向這樣的失敗——這是沒有公開的對民主的審判，所以不但沒有辯護，沒有討論和復議，沒有抗辯和不服，沒有上訴 ——甚至連同情都沒有，所有的只是代表著上層社會的沙龍裡的假想的意見一致，和代表著整個社會在經濟方面的利益一致。
對自由主義的歷史稍作回顧就會知道，自由主義的歷史中並沒有多少華彩樂章，自由主義並不總是那麼清白無辜，它毫無疑問幫助過歷史上那些最不合理的制度。作為一種理論的自由主義並不是好的或者壞的，問題是自由主義與什麼樣的政治和統治形式相結合。特別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自由主義對民主的反思在當代被如此誇大了?今天，民主並非老生常談，真正的老生常談是所謂民主將危害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的說法。「自由主義者」幫助散播這種老生常談以使民主不得人心。但是，他們從不睜開眼去看一看，現代社會的總體趨向卻是：隨著現代國家的興起，隨著市場的壟斷，越來越多的人被排斥到社會的邊緣。他們參與市場競爭和公共事物的能力深刻地受到其所具有的物質和文化資源的限制。一方面是他們既「不懂政治」又「不懂市場」，另一方面，是政治和市場越來越神秘莫測，越來越沒有公開性和公共性。結果，人們除了把自己的命運交給那些只對自己系統的利益負責的官僚和只對自己最大利益有興趣的經濟利益集團之外，交給那些民眾無法使其負責的集團之外，就別無出路了。
我相信，理解真實世界的方法不是看知識分子怎麼說，而是看現實究竟是什麼。當越來越多的人作出捍衛「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姿態時，我們要不要問：現實中的經濟狀況是什麼? 它是怎麼運作的?很多刺心的現象那能叫市場經濟嗎?自由主義者一方面說，正是自由主義為各種思想和利益集團提供了生存的場所；但是，實際上，另一方面，他們主張用法律和政府的職能去維護和捍衛他們那個意義上的市場，壓制對市場的不同理解。歷史證明，凡是用強力推行的東西，無論是好是壞，都很難造成好的效果。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這樣做的時候沒有考慮過，保證所有的人公開、公正，自主地參與公共領域和經濟活動，不正是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嗎?根據這一原則，市場經濟的原則難道可以不以民主和公共參與作為保障和前提嗎?根據這樣的原則，在當代生活中，真正存在單元的、唯一的「市場經濟」和「不容質疑的市場經濟的理想形態」嗎?——如果不是這樣，那麼他們要捍衛的究竟是什麼呢?
在這個不斷沉浮的世界上，自由主義的得勢是自然的，而且，我深深明白：這種得勢還會持續更長的時期。在這方面，我甚至比一切「自由主義者」都對自由主義的「前景」更為樂觀。因此，我對批判思想的前途比「自由主義者」的估計要更加悲觀。但是，自由主義的得勢並非因為它說出了什麼「真理」，相反，它以「人性的弱點」：自私、貪婪和控制欲——不可克服，不可超越的抽像人性論的名義，順應和維護的是建立在這些弱點基礎上的某種具體的政治經濟制度。並且認為，這種制度是不可克服，不可超越的。實際上，當代「自由主義」以經濟活動不得干涉的名義，捍衛並造成的是那些介入、掌握和控制著經濟活動的最大利益集團和政治力量的不得干涉的事實—— 更多地站在當時社會最強大的勢力一邊，而不是站在社會公意和人民民主一邊，這就是「自由主義者」和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歷史沉浮中的一般選擇，儘管他們(包括我自己在內)經常自稱為民主的捍衛者和人民的同路人。也正是這種選擇決定了相當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一般命運，——這是一種十分可悲的命運——因為在這種虛偽的姿態背後，暴露出的是知識分子主流的合法性危機，是作為「公意」和公共性的天平的傾覆——由於這個天平的傾斜，很多知識分子的知識和精神已經在事實上，從內部崩潰和破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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