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為何推崇達爾文進化論
—— 紀念恩格斯逝世110週年
劉鶴玲
《科學技術與辯證法》
第22卷第6期
2005年12月
劉鶴玲，華中師範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研究中心教授，科學技術哲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生物學哲學。科學史學家柯恩 (I. Bernard Cohen)說，馬克思( Karl Marx，1818--1883)沒有受過傳統自然科學的專門的良好教育，【1】也沒有寫過多少這方面的文章和著作，而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則對物理科學和生物科學，以及這些科學的發展和革命有相當大的發言權。【2】他曾經專門研讀過8年自然科學方面的重要文獻。但是，在恩格斯的心目中，馬克思是「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在他看來，馬克思有許多「重要發現」「使自己的名字永垂於科學史冊」【3】，但在這些「發現」中，最重要的是兩點：一是「世界史觀的變革」，即「發現」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爭取統治，這樣一個明顯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了的簡單事實；二是「徹底弄清了資本和勞動的關係」，即「發現」了剩餘價值。恩格斯為了說明馬克思的偉大，把他的這兩個「發現」都與達爾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進化論相比。他在安葬馬克思時說，「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4】，這裡所講的「規律」即上面提到的那個「簡單事實」。他還說，「這一思想在我看來應該對歷史學做出像達爾文學說對生物學那樣的貢獻」【5】，這裡說的「思想」也就是上面提到的那個「規律」。數年之後，恩格斯在談到摩爾根 (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重新發現母權制早於父權制的時候說，這個重新發現「對於原始歷史所具有的意義，正如達爾文的進化理論對於生物學和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一樣」【6】。
「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7】，達爾文主要是一個學者，兩個人的研究領域全然不同，恩格斯為什麼要作出這樣的比較呢?而且，科學史上有許多可以與達爾文及其進化論相比的重要人物和成就，如哥白尼及其日心說、牛頓及其力學體系等等。恩格斯顯然熟悉這些人物和成就，那麼，他為什麼特別推崇達爾文及其進化論呢?
一 歷史位置：六個缺口與三大發現
恩格斯稱讚馬克思是天才，認為從黑格爾學派解體中產生的辯證唯物主義主要是同馬克思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8】這不僅說明恩格斯的謙虛，也說明他對馬克思的崇敬。在他看來，或許只有達爾文才能與馬克思相提並論。馬克思的女婿愛德華·艾威林 (Edward Aveling)在1895年出版的《學者的馬克思》中同樣把馬克思和達爾文作了比較，認為馬克思對經濟學的貢獻如同達爾文對生物學的貢獻一樣，兩個偉人在兩個不同的領域產生了革命，並深刻地影響了整個人類的思想和整個人類生活。【9】達爾文之所以得到如此高度評價，而且恩格斯在一系列的著作中大量研究和論述了達爾文進化論，是因為進化論根據大量無可爭辯的事實指出，生物不是固定不變的，新物種是在生存鬥爭中通過自然選擇的作用逐漸形成的，生物進化的機制是變異、遺傳、自然選擇和適應。【10】它科學地解釋了不同物種的起源，有力地打擊了神創論和形而上學自然觀，第一次把生物學放在堅實的科學基礎之上，為自然界的發展過程提供了科學說明。
1859年11月24日，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在倫敦出版後不到一個月，即1859年12月13日，恩格斯在致馬克思的信中談到他正在閱讀《物種起源》，並認為它「寫得簡直好極了，目的論過去有一個方面還沒有被駁倒，而現在被駁倒了。此外，至今還從來沒有過這樣大規模的證明自然界的歷史發展的嘗試，而且還做得這樣成功。」【11】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反杜林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著作中分析和研究了達爾文進化論，寫下了大量有關論述。恩格斯把達爾文進化論作為最終擊敗物種不變論的標誌，他說：「值得注意的是：和康德攻擊太陽系的永恆性差不多同時，卡·弗·沃爾弗在1759年對物種不變進行了第一次攻擊，並且宣佈了種源說。但在他那裡不過是天才的預見的東西，到了奧肯、拉馬克、貝爾那裡才具有了確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後，即1859年，才被達爾文勝利地完成了。」【12】是達爾文用大量事實證明了今天的生物界的所有物種，都有其產生、發展和滅亡的歷史，指出現代植物和動物包括人類在內，都是自然界長期進化的產物，極其有力地打擊了形而上學自然觀。
恩格斯在分析形而上學時指出，形而上學陷入了兩種對立，即同一性和差異性、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對立，「他們的說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而外，都是鬼話。』在他們看來一個事物要麼存在，要麼就不存在；同樣，一個事物不能同時是自己又是別的東西。......忘了它們相互間的聯繫；看到它們的存在，忘了它們的產生和消失；看到它們的靜止，忘了它們的運動；因為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13】大多數科學家「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當作永遠互相排斥的兩個規定。一個事物、一個關係、一個過程要麼是偶然的，要麼就是必然的，但不能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凡是人們能夠納入規律、因而是人們知道的東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人們不能納入規律、因而是人們不知道的東西，都是無足輕重的，都是能夠不予理睬的。這樣一來，一切科學都完結了，因為科學正是要研究我們所不知道的東西。這就是說：凡是可以納入普遍規律的東西都是必然的，否則都是偶然的。」【14】恩格斯強調，這種絕對對立，很容易把必然性的原因歸結為自然，而把偶然性歸之於超自然，即上帝。這種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禁錮著科學家的頭腦，極大地危害科學研究和發展。
在目的論、機械決定論盛興的年代，達爾文是怎樣做的呢?恩格斯說：「達爾文在他的劃時代的著作中，是從最廣泛地存在著的偶然性基礎出發的。正是那些在個別的種內部的各個個體間的有無限的偶然的差異，正是那種增大到突破種的特性，並且它的近因只在極其稀少的情況下才可能得到證實的，無限的偶然的差異，使達爾文不得不對直到當時生物學中一切規律性的基礎，對直到當時一直處於形而上學的僵硬的和不變性中的種的概念提出疑問。但是，沒有種的概念，整個科學就沒有了。科學的一切部門都必需以種的概念作為基礎：人體解剖學和比較解剖學——胚胎學、動物學、古生物學、植物學等等，如果沒有種的概念，還成什麼東西呢?這些科學部門的一切成果都不僅要發生問題，而且要乾脆被廢棄了。偶然性推翻了人們至今所理解的必然性。必然性的原有觀念失效了。」【15】是達爾文通過偶然性去發現事物必然性的思想以及這個時期積累起來的關於偶然性的材料，把必然性的舊觀念壓碎了和破壞了。為此，恩格斯把進化論同星雲假說、尿素合成、地質學原理、細胞學說以及能量守恆與轉化定律一起看作是在僵死的自然觀上打開的六個缺口，還將進化論列為19世紀的三大發現之一。他在《自然辯證法》中寫道：「如果一切多細胞的機體——植物和包括人在內的動物——都各自按照細胞分裂的規律從一個細胞中成長起來，那麼這些機體的無限差異性是從什麼地方產生的呢?解答這個問題的，是第三個大發現，即達爾文首先系統地加以論述並建立起來的進化論。不管這個理論在細節上還會經歷多少改變，但是總的說來，它現在已經把問題解答得令人再滿意沒有了。有機體從少數簡單形態到像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日益多樣化和複雜化的形態並且一直到人類為止的發展系列。在大的主要之點上被證實了」。有了能量守恆與轉化定律、細胞學說、達爾文進化論這三大發現，「自然界的主要過程就得到了說明，就歸結到自然的原因了。」【16】馬克思對《物種起源》同樣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達爾文的著作非常有意義，這本書可以作為我研究歷史上階級鬥爭的自然科學根據。...... 在這裡不僅第一次給了自然科學中的『目的論』以致命的打擊，而且也根據經驗闡明了它的合理的意義。」【17】馬克思於1860年12月19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還讚揚了達爾文進化論為他們的唯物史觀的確立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礎。
二 哲學例證：辯證自然觀之確立
恩格斯重視對進化論的研究，是因為達爾文進化論揭示了有機界的聯繫和統一，證明了自然界的變化和發展過程，為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確立提供了哲學例證。恩格斯清楚地認識到，要確立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從黑格爾哲學中拯救自覺的辯證法，需要具備數學和自然科學知識。為此，他退出了商界，將主要精力投入自然科學研究中。他在1873年5月30日給馬克思的信中說：「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腦子裡出現了下面這些關於自然科學的辯證思想。」在信中，他談到了物體與運動的關係，認為「對這些不同運動形式的探討，就是自然科學的主要對像」【18】。接著，他逐一論述了自然界的各種運動形式及其相互關係。這封信反映了恩格斯研究自然辯證法的第一個全面構想，也就是從這天開始直到1883年，恩格斯潛心寫作《自然辯證法》。其中抽出了兩年時間，即1876—1878年，應邀寫出了《反杜林論》。在這兩部代表作中，恩格斯全面系統地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書中恩格斯研究了古希臘哲學、機械論哲學、黑格爾哲學，對兩種形態的辯證法以及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歷史功績和局限性作了詳細分析。指出古希臘哲學的世界觀「是一幅由種種聯繫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生成和消逝」。「這種觀點雖然正確地把握了現象的總畫面的一般性質，卻不足以說明構成這幅總畫面的各個細節；而我們要是不知道這些細節，就看不清總畫面。」近代自然科學經過四百年的發展，在認識自然界方面獲得了巨大進展，它雖然使構成這幅總畫面的各個細節變得清晰可見，但這種把自然界的事物和過程孤立起來，撇開事物總的聯繫去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從自然科學中移植到哲學中以後，就造成了最近幾個世紀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學思維方式」【19】。恩格斯說：「要精確地描繪宇宙、宇宙的發展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這種發展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辯證法的方法，只有不斷地注視生成和消逝之間、前進的變化和後退的變化之間的普遍互相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國哲學一開始就是以這種精神進行活動的。」 「這種近代德國哲學在黑格爾的體系中完成了，在這個體系中，黑格爾第一次 —— 這是他的偉大功績 —— 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一個過程，即把它描寫為處在不斷的運動、變化、轉變和發展中，並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繫。」【20】恩格斯進一步指出，雖然黑格爾是當時最博學的人，但是他畢竟受到了自身有限的知識、時代有限的知識以及唯心主義的限制，他的哲學包含著不可救藥的內在矛盾。因而，「黑格爾的體系作為體系來說，是一次巨大的流產」。與以往自然觀不同的是，現代唯物主義提供了一種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正是19世紀的一系列科學成就，在形而上學自然觀上打開了一個又一個的缺口，為這種新的自然觀提供了一個又一個的哲學例證；正是「由於三大發現和自然科學的其他巨大進步，我們現在不僅能夠指出自然界中各個領域內的過程之間的聯繫，而且總的說來也能指出各個領域之間的聯繫了，這樣，我們能夠依靠經驗自然科學本身所提供的事實，以似乎系統的形式描繪出一幅自然界聯繫的清晰圖景。」【21】恩格斯說：「自然界是辯證法的試金石，而且我們必須說，現代自然科學為這種檢驗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與日俱增的材料，並從而證明了，自然界的一切歸根到底是辯證地而不是形而上學地發生的；自然界不是循著一個永遠一樣的不斷重複的圓圈運動，而是經歷著實在的歷史。這裡首先應當指出達爾文，他極其有力地打擊了形而上學自然觀，因為他證明了今天的整個有機界，植物和動物，因而也包括人類在內，都是延續了幾百萬年的發展過程的產物。」【22】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創立，標誌著舊的自然哲學的終結，標誌著人類自然觀發展史的一次革命。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恩格斯強調理論思維對自然科學家的影響，指出「不管自然科學家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他們還是得受哲學的支配。問題只在於：他們是願意受一種壞的時髦哲學的支配呢，還是願意受一種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的支配。」【23】他列舉了科學史上的大量事實，如牛頓晚年埋頭於《約翰啟示錄》的註釋，華萊士和克魯克斯相信降神術而陷入神靈世界等，說明科學家離開了理論思維不能前進一步，蔑視理論思維就會投入神學的懷抱。由此告誡科學家應該重視理論思維，學習辯證法，做一個自覺的唯物主義者。
此外，為了批判杜林把進化論看作是源於馬爾薩斯人口論以否認生存鬥爭的客觀性，是恩格斯研究進化論的目的之一。恩格斯對進化論的產生作了深入分析，強調自然界中生存鬥爭的客觀性，指出：「不論達爾文由於天真地盲目地接受馬爾薩斯學說而犯了多大的錯誤，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人們不需要戴上馬爾薩斯的眼鏡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鬥爭，看到自然界浪費地產生的無數胚胎同能夠達到成熟程度的少量胚胎之間的矛盾； ...... 生存鬥爭也可以沒有任何馬爾薩斯的解釋而依舊在自然界中進行。」【24】進化論的產生是自然科學發展和社會生產需要推動的結果，是達爾文有意識創造性探索的結果，而不是馬爾薩斯的書激發了達爾文潛意識的產物。【25】
三 局限分析：對進化論的不滿足
恩格斯在高度評價達爾文進化論對打擊神學目的論、打破形而上學自然觀、確立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的重要性的同時，看到了進化論的缺點和局限性，表達了對進化論的不滿足。他在1875年11月12日致彼得·拉甫羅維齊·拉甫羅夫的信中說：「在達爾文的學說中我同意他的進化論，但是我認為達爾文的證明方法 (生存鬥爭、自然選擇)只是對一種新發現的事實所作的初步的、暫時的、不完善的說明。」【26】大約一年後，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進一步指出：「達爾文在說到自然選擇時，並沒有考慮到引起單個個體變異的原因，他首先說明這種個體的偏離怎樣逐漸成為一個品種、變種或種的特徵。在達爾文看來，問題首先與其說是在於找出這些原因 —— 這些原因直到現在有一部分還完全不知道，有一部分也只能作最一般的陳述 —— 而寧可說是在於找出一種使它們的作用固定下來並獲得久遠意義的合理形式。達爾文在這方面誇大自己的發現的作用範圍，把這一發現看作物種變異的惟一槓桿，注重個體變異普遍化的形式而忽視重複出現的個別變異的原因，這是一個缺點，是達爾文和大多數真正有所建樹的人共有的缺點。」【27】在《自然辯證法》的準備材料中，恩格斯對《物種起源》第四章中的缺點作了更詳細的分析，他指出，達爾文以前人們片面地強調有機界的互助與合作，如植物怎樣給動物提供氧和食物，而動物怎樣給植物提供碳酸氣和肥料。達爾文學說被承認之後，這些人又片面地強調有機界的鬥爭與衝突。「這兩種見解在某種狹窄的範圍內都是有道理的，然而二者都同樣是片面和偏狹的。自然界中無生命的物體的交互作用包含著和諧與衝突；活的物體的交互作用則既包含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鬥爭。」【28】恩格斯認為，達爾文進化論的缺點和局限性是時代和科學發展水平造成的，隨著科學的發展進化論將變得更加成熟。他說：「進化論本身還很年輕，所以，毫無疑問，進一步的探討將會大大修正現在的、包括嚴格達爾文主義的關於物種進化過程的觀念。」【29】
恩格斯對於達爾文進化論缺點和局限性的分析，正是後來達爾文主義者所要研究和解決的課題。達爾文時代，由於科學發展水平的限制，他雖然認識到生物變異與生活條件以及雜交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未能揭示出變異的原因和機制。物種的變異如何積累、鞏固，並在世代中延續下去，成為當時進化論的難題解之一。20世紀20年代出現的從細胞水平和染色體水平研究生物進化規律的摩爾根學派，揭示了生物遺傳變異的物質基礎，解決了這一難題。1937年，杜布贊斯把群體遺傳學原理與自然選擇理論結合起來，完成了進化論的第一次綜合，推動了進化論的發展。50年代後，隨著分子生物學、分子遺傳學的興起，從分子水平揭示了遺傳與變異的機制，實現了進化論的第二次綜合，把達爾文進化論的發展又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有機界的互助、合作以及利他現象是達爾文自然選擇學說面臨的又一個難題。達爾文本人也觀察到蜜蜂、螞蟻等社會性昆蟲中的等級以及工蜂和工蟻的利他行為。對此，他大惑不解，只得把這類行為看作是自然選擇的反例。【30】由於達爾文自然選擇學說的影響，生物學家片面地強調有機界的競爭與衝突，而忽視個體間的利他與合作。20世紀50年代，生物學家的野外考察和實驗室研究為合作和利他現象提供了大量例證。1963年，漢密爾頓(William Hamilton，1936—2000)提出的親緣選擇理論【31】，從概率的角度，通過分析親緣關係指數，成功解釋了具有血緣關係個體間的合作與利他行為。指出利他行為一般出現在親族之間，並且與親近程度成正比。關係越近，相同基因就越多，利他行為有利於相同基因在自然選擇中的保存和進化。1971年，特裡弗斯 (Robert Trivers，1943 - )提出了互惠利他理論【32 】，進一步解釋了非近親個體間的合作與利他行為，強調這類利他行為是一種利益交換，實質上是一種合作的進化。這些研究成果表明，合作進化是對競爭進化的補充，是對達爾文自然選擇學說的新發展。【33】由此證明了恩格斯關於有機體之間既有鬥爭也包含合作，「決不允許單單把片面的『鬥爭』寫在旗幟上」的觀點。
恩格斯不僅分析了達爾文進化論的不足和局限性，而且通過對生命的本質、生命的起源以及人類進化的動因等問題的研究填補了達爾文留下的空白。在《物種起源》中，達爾文說明了千差萬別的生物如何由同一祖先逐漸演化而來，但他沒有說明什麼是生命，以及地球上最初的生命是如何產生的。在《人類的由來》中，達爾文闡述了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論證了人類是由古猿進化而來。但是，他無法回答人類如何脫離動物界的問題。恩格斯在總結19世紀自然科學成就的基礎上，分析了生命的本質，指出「生命是蛋白體的存在方式，這種存在方式本質上就在於這些蛋白體的化學成分的不斷的自我更新。」【34】並且斷言生命的起源是通過化學的途徑實現的。1876年恩格斯分析了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提出「勞動創造了人本身」。一百多年過去了，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證明了恩格斯這一系列科學論斷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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