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葉》雜誌
2009年 第3期
文佳筠，留美學者，就職於全球化國際論壇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著有《使少數人富起來的改革——中國與通往經濟全球化之路》 (www.wyzxsx.com/ebook/002.doc)。
摘要：人類改變現行的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刻不容緩。但是追逐消費的觀念和資本主導一切的邏輯，卻如天羅地網般阻礙綠色生活方式的生存更甭提普及。必須實現從生產到生活到社會關係的全面轉型，和諧社會、生態文明才有可能成功構建。一、轉變消費—生活方式的迫切性
改變現行的消費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人類刻不容緩的任務，人們對此的懷疑已經越來越少了。在這裡，我僅僅從地球生物承載力和生態足跡這個角度再明確強調一下。
地球的生物承載力是指能滿足人類需求的、可用的、具生物生產力的土地面積，包括農田、牧場、森林和漁場。生態足跡是按照生物學上一個地區的生產性土地和海洋供人類使用和吸納經人類使用後產生的廢物所需要的資源，來衡量人類對大自然的需求。生物承載力和生態足跡通常以地球公頃為計量單位；全球平均1公頃土地所能生產的資源和吸收的廢物，就被稱為「1地球公頃」單位。下表中的數據來自於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倫敦動物學會（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全球足跡網絡（Global Footprint Network）聯合發佈的《生命行星報告2006》 (Living Planet Report 2006)。
上表令我們一目瞭然的是，從全球來講，把餅做大的空間已經不存在了，人類的生態足跡已經超出了地球負荷25%，我們早已不再依靠自然的「利息」生存，而是在揮霍大自然的「本金」。即使如美國，地多人少，仍然超載100%以上。照目前這種消耗生態資源的速率走下去，發生生態系統全面崩潰的可能性不可避免。2007年無錫水危機，淮河支流沙穎河沿岸的癌症村，越來越向北京逼近的沙漠，諸多現象，都是中國生態系統局部崩潰的表現。
人類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是不可持續的，必須迅速改變。自然界對人類的報復，日益明顯。除去原有的生態災難，近年來，氣候危機的陰影開始籠罩地球，看似無毒無害的二氧化碳，竟然成為人類的頭號環境敵人。
美國奧巴馬新政府公開承認氣候危機的緊迫性並倡導發展低碳經濟，這是比小布什政府進步之處。但是在倡導低碳經濟的同時，奧巴馬政府又向美國人民許諾，要讓他們繼續過那種既有的美國式生活，住大房子開大汽車的生活。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單從資源能源利用的效率來講，今天的美國比50年前高效得多。可是，隨著效率的提高，房子越來越大（美國戶均住房面積比50年前增長了一倍），車子從經濟型的小車換成了SUV，從一家一車變成一家兩車甚至更多，結果資源能源用得更多。與此同時，自我感覺幸福的美國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從上世紀70年代就進入平台期，近年來甚至有一些下降。僅僅採用新技術，而不改變美國人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怎麼能真正實現減排、避免生態災難？
近年來，中國政府開始超越單純的GDP發展觀，轉而倡導科學發展觀，主張可持續發展，要構建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新型文明——生態文明。這一理念（更具體地說是發展理念）的轉變是令人鼓舞的。尤其是近期來，中國政府更進一步明確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是問題是，僅僅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不足以完成向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轉變的。在中國，儘管人與資源環境的關係「高度緊張」，但是長期以來人們對住大房子開大汽車的美國夢的嚮往卻是空前熱烈。即使真正實現了產業的升級優化，即使擴大了內需——而非依賴現在的「兩高一資」的外向型經濟，只要中國人的美國夢一如既往，可以預計：可持續發展依舊是鏡花水月。從上面圖表中的數據可以推算出，要滿足全體中國人過上美國式的生活，至少需要1.12個地球。但無論是接軌，還是發揮比較優勢，還是「大國崛起」，或者什麼主義和辦法，都不可能變出1.12個地球給中國。
可持續發展，離不開可持續消費，必須探索一條低消費高福利的發展之路。胡錦濤主席在十七大報告中強調：「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將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並列在一起，決不是一閃之念，而是深謀遠慮之見。
二、消費主義的誤區
由全球資本主義所主導的人類社會，遵循著兩個原則。在生產領域，是企業的無止境的積累原則，為了追求利潤不斷地擴大再生產。為了讓生產出來的產品有去處，輿論上就引導人們不斷地追逐消費。所謂「能掙會花」的宣傳，實質上把生活等同於消費，用消費取代了生活。正常的生理需求變成了消費競賽，人異化為一種消費動物。人們瘋狂地、辛苦地工作，就是為了享受那所謂消費的歡愉。只有消費者，才是成功者。你比別人消費得多，你就比別人更成功；你比別人消費得少，你就是一個失敗者。其實眾多的研究證明，在滿足了最基本的溫飽之後，幸福感和消費基本上沒有關聯。過度消費並不能給人帶來更多的幸福，相反卻常常帶給人煩惱，即使暫不說其環境後果。2008年，一首叫做《那一年，我們都沒有錢》的詩在網上廣為流傳，引爆眾多網友爭曬美好記憶。這印證了不少社會學家早就發現的道理，幸福感並不隨著消費的增加而增加。
一個剛畢業不久的小姑娘，每月掙兩千塊，捨不得吃，捨不得租好房子，跟好幾個人擠在一個房間裡，辛辛苦苦省下錢來幹嘛了？花三千多去買新型的諾基亞手機，花幾千塊錢買LV的手提包。以犧牲健康、舒適為代價，換來一時的炫耀所帶來的對虛榮心的滿足。攀比無止境，面對花上萬元買更貴皮包者，虛榮心的滿足往往立刻變成沮喪。
我一個朋友，在京郊買了一棟別墅，榮登「別墅族」之列。可是一年當中，除了中秋節召集一幫人撮一頓外，根本沒有幾天趕去享受。物業費還要照樣交，一年下來差不多兩萬。別墅成了燙手山芋，現在想賣都賣不出去。
與對這些奢侈品的過度追求相反，人們對那些雖非奢侈但是對人的生活至關重要的綠色產品，卻又是極端輕視。同樣一個小姑娘，她常常會花幾百甚至幾千元錢去買一套所謂的高級護膚品，以圖達到美容養顏的目的。其實各式各樣的化妝品，不管是產自巴黎，還是北京郊區的某一個開發區的加工廠，它們的差別並不大，都是一些化工產品而已。它們對人的容顏的「呵護」微乎其微，有的甚至因為含有鉛化物而有相當的副作用。真正的「呵護」是由內而外的，這個內，除了睡眠、運動外，主要是由人的日常飲食決定的。綠色食品，由於其不用化肥農藥，投入了較多的人力，所以價格自然會比非綠色食品要高。比如，普通大米一塊一斤，綠色大米可能三四塊錢一斤。這個差價，對於許多對LV手提包和進口化妝品一擲千金的城裡人來說，其實是負擔得起的。可是，中國有機農產品，一半以上供出口——這其中的差價，大部分被中間商拿走，有機種植的農民得到的實惠很有限。中國農業大學的教授何慧麗組織蘭考農民合作社生產無公害大米。好大米生產出來了，在銷售的過程中卻困難重重，還惹來不少「違背市場規律」的嘲笑。人們寧願花一千塊錢買幾十毫升的化學合成劑；卻捨不得在善待農民的同時善待自己，多花一點錢買一袋好大米，這難道就是神聖的市場規律？
近些年來，中國城市中產階級的環保意識越來越強，這是一件好事，但同時他們往往意識不到自己對環境污染的「貢獻」。當中國入世的時候，多少城裡人為了汽車會因此降價而歡呼？中國越來越多的城市為了給小汽車開路，把主幹道對自行車封閉。推動這一政策的出籠，當然是買車的城市中產階級以及代表他們的利益集團。一個朋友一面抱怨著北京的空氣污染，一面說「打算對自己好一點，買了一輛車」，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當我們用消費主義填補我們生活中的不滿意時，有沒有想到，每多一輛車，要增加多少能源消耗，廢氣排放？有多少土地會被鋪成馬路？多少農民會因此失去土地？大自然因此失去多少自淨化能力？私人汽車過多，代步工具反倒成了累贅。我一個朋友，為了錯過早晨的交通高峰，六點就起床，七點多開車趕到單位，代價是長期犧牲睡眠質量。在鋼筋水泥的森林裡穿行，開著車到健身館踩自行車鍛煉身體的生活，真的就那麼值得人神往嗎？這是我們真正想要的還是被消費主義製造出來的？
低消費，並不意味著低生活水平。高福利是彌補之道。其實，生活不僅僅是消費，人類有很多需求，決不是消費能夠代替或解決的。現在，金融危機一來，為了拉動市場需求，各地紛紛組織家電下鄉。農民真正需要什麼呢？十幾億人呆坐在一個大盒子面前，看著同樣的節目，這種「現代性」的可取之處到底有多少呢？湖北三農學者賀雪峰教授幾年前就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應該是要建設一種「低消費、高福利」的不同於消費主義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要建設一種不用金錢作為生活價值主要衡量標準，卻可以提高農民滿意度的生活方式。他的研究團隊，在湖北幾個村幫助農民建立老年人協會，每人每天只投入平均一毛錢，就極大地增進了農村老年人之間的交往，提高了農村老年人閒暇生活的質量。老年人協會為老年人提供了老有所樂、老有所為的空間，使中青年人看得見未來的希望，從而降低了生活的貼現率，提高了合作的可能性。同時，中老年婦女自發組織的各種文化組織，如腰鼓隊、健美操隊，不僅給農民帶來了生活的情趣，而且使農村婦女有了生活的主體性，增加了村莊的社會資本。所有這些，都不是彩電冰箱之類的家電能夠取代的。毛澤東時代有人民體育、人民教育、大眾文化和大眾醫療的說法。農村改革，是伴隨著「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歌聲開始的。可是，將近三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儘管農民有了電扇電視之類，農村卻越來越成為讓年輕人無所留戀的空心村。究竟是什麼地方出了問題？我們應該如何重建希望的田野？這幾年政府大力重建農村合作醫療，大力投資農村基本教育，給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帶來了曙光。何慧麗、賀雪峰們的實踐，對進一步深化新農村建設有相當的啟發意義。
賀雪峰教授提出的低消費高福利的發展之路，不僅是中國農村的急需，也是全世界包括西方在內的急需。在中國一提到西方，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美國，美國＝西方。說句公道話，歐洲與美國還是有很大不同的。普通民眾對開大汽車住大房子的嚮往程度，在歐洲遠不及在中國。現在歐洲興起了一股「共享汽車運動」，充分提高一輛汽車的利用效率，由不同家庭不同的人一起使用，達到了節能減排的目的。越來越多的城市開闢了自行車專用道——中國越來越多的城市把主幹道對自行車封閉，完全是和可持續發展背道而馳。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是有名的自行車之城，我給幾個自行車停車場拍了照片。在國內參與公共活動時，我多次拿出這些照片詢問大家這是什麼地方。答案是東南亞某城市，或者十幾年前的中國某城市。當我說出正確的答案時，舉座嘩然。
即使在美國，對極端消費主義的反思和批判也要遠遠強於中國。一位美國朋友曾送我的一句話：「一個地球已經不可能再負擔富人。」（One earth cannot afford the rich any more.）——國內的「學者」們肯定會攻擊這是「仇富」的「民粹主義」運動。他是一位志願簡單生活運動（voluntary simplicity）的實踐者，而這個已經有上百萬人參與的運動，還在不斷壯大。為什麼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加入到這一運動中？因為他們意識到，在滿足了基本的溫飽需要後，物質的增長往往並不能帶來更多的幸福感；與其成為金錢和物質的奴隸，不如滿足於簡單的生活，同時把精力投入到其他層面的追求中。設想，中國人以美國人的生活為富裕的標準，美國人又以比爾·蓋茨的生活為富裕的標準，有限的地球承擔得起如此龐大無限的慾望嗎？有出路嗎？我想起了志願簡單生活運動另一句著名的口號：「簡單生活，讓其他人能夠生活。」（Live simply，so others can simply live.）
三、阻礙消費方式轉變的制度因素
不過，對資本所主導的全球經濟發展模式所帶來的巨大負面環境影響，許多人自發降低自己生態足跡的努力，只是杯水車薪。因為個人或小群體的選擇和行動固然重要，但它的影響力根本不能和制度、規劃比擬。西方真正的環保主義者對過去幾十年環保運動有著清醒的反思：「我們贏得了一些戰役，但我們正在輸掉這場戰爭。」
比如，美國的許多城市是為小汽車設計的，而不是為行人設計的，沒有小汽車簡直寸步難行，這為人們選擇環保的出行方式帶來了巨大的限制和困難。同樣的兩個尋找職業者，有車者的尋找範圍很顯然就會大，而無車者因為公共交通不發達，尋找範圍自然就會小，結果可想而知。既然做一個環保踐行者的代價是如此巨大，那麼指望綠色生活運動會全民化，怎麼可能？
同樣的問題在北京也越來越明顯了。近年來，儘管北京在公共交通方面投入很大，但是對無車族卻越來越不方便。我認識的一位德國朋友，過去五六年內工作生活在北京，一直堅持騎自行車上班。幾年內她的住所和工作地點都沒有改變，但上下班所需要的時間卻越來越長，要繞的路越來越多。這主要是因為最近一些年的道路規劃越來越圍繞汽車而設計。就拿西直門一帶為例，西直門立交橋是汽車交通樞紐，其周圍則是公共交通樞紐。與私人汽車相比，這裡的公共交通的便捷性如何呢？假如你從西面乘公交車來要在西直門換乘地鐵，因為隔著巨大的立交橋，你只能在離地鐵車站很遠的地方下車——再往前就沒有路口和車站了。如果你再提著行李，那這一段路程就絕不會輕鬆。要是再碰上下雨，那會更加狼狽。私人汽車方便了，行人遭罪。記得作家張承志曾指出，北京的那些立交橋縱橫蔓延的巨大路口，在行人眼裡簡直就是「形如天塹」。面對這樣的公交系統，你又會做何種選擇呢？你還會熱衷於綠色出行嗎？顯然，類似的問題必須靠政府和制度來解決，單靠個人選擇是不夠的。
再講一個農村的例子。住房建設是目前中國農民最重要的消費支出。上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發行的一套中國民居郵票，讓許多人瞭解到中國傳統民居建築是那麼多姿多彩，富有創造性。可是，在經濟越來越發達的今天，八億農民的住房卻越來越如出一轍。從四川到貴州，從江南到西藏，清一色的磚牆貼瓷磚，冬冷夏熱，缺乏抗震能力。而且蓋一棟這樣的房子，至少要消耗農民進城打工十年左右的積累。如果有一種住房能夠融環保、價廉、漂亮、牢固、冬暖夏涼於一體，那可能是中國農民的最佳選擇。中國台灣建築師謝英俊就為我們提供了這一選擇。謝英俊的建築，創造性地繼承了傳統（比如稻磚房土磚房之類），講究形態美，注重建築外觀與自然景致的融合。施工過程中，遵循生態環保原則，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主要使用無污染、可回收的天然建材如石頭、竹子、麥秸、稻草、木料等，最多輔以少量輕質鋼材。這種房子即使拆毀後，其材料或者可以繼續使用，或者被自然界分解掉，不會產生建築垃圾及污染，稱得上是貨真價實的「可持續建築」。
謝英俊的設計不僅材料成本低廉，人工成本也是如此。因為他在設計中盡可能地降低了施工技術含量，盡可能地去機械與工具化、專業化（設計除外），讓房主及其鄰里鄉親自己動手就可以完成大部分工序，而不需要求助於專門的建築施工隊。中國農村缺乏資金，但是不缺乏勞動力資源。這種合作建房，既為農民節省了資金，又使農民在建房中形成了一種新的社區關係，可謂一舉多得。
這樣一種近乎完美的建築模式，推廣過程中最大的困難是什麼？不是別的，是農民的認同。那麼多農民，明知道磚牆貼瓷磚的房子只是看起來光鮮，住起來冬冷夏熱，但為了攀比「現代化」和所謂的「洋氣」，寧可多花錢也要蓋這樣的房子。所幸的是，謝英俊的合作建房模式以及他所設計的稻磚房，現在開始在蘭考等地的農民合作社裡被推廣。這讓我們看到了突圍的希望。
結語
資本和消費主義主導的邏輯，阻礙著綠色消費和綠色生活的產生與普及。以人為本，還是以錢為本，這是擺在中國政府、中國社會、中國民眾面前的選擇。要想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實現從生產到生活到社會關係的全面轉型。一個以內需為主的經濟發展方式，不可能與一個忽視社會公正、兩極分化的社會共存；節能減排的生產模式，無法與住大房開大車的消費方式共存。諸種方面是互為因果互相促進的，離開了它們的全面發展，和諧社會、生態文明將勞而無功。在經濟危機和環境危機都愈演愈烈的今天，探索一條低消費高福利的發展之路，是中國和全世界的急需。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