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輯：中國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 (3) ： 徐友漁

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分與合
徐友漁
2006年11月11日

自上世紀90年代來，主義之爭成為我國學術界獨特的一道風景。在這場爭論中，影響最大的兩派是新左派與自由主義。最近又掀起了物權法甚至姓社姓資的大討論。筆者認為，二者不僅有爭論分歧，更有著共同的敵人，切莫因雙方的爭論放縱了共同的敵人，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一、對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界定
新左派與自由主義這兩個概念都是從西方借用的，但基於他們在中國的產生背景、歷史使命及使用的語境與西方有很大不同，所以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與傳統西方的概念有很大區別。因此在進入正題之前，對二者先要進行概念界定，否則這種討論就是無的放矢、不分對象的。

關於新左派的概念學術界存在比較大的分歧，分為兩派。自由主義者認為，歐美的新左派是社會民主主義中自由主義傾向比較強的派別，是介於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政治派別。在中國，他們的思想可以說是在斯大林體制和「西馬」之間，而不是在斯大林體制和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當然更不是在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而新左派他們自己認為，中國新左派的主流可以稱為「中國自由左派」。理由有二：一，新左派是九十年代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分化的產物，自由派分化的結果是形成兩大陣營，即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二，自由左派的主要傾向實際比較接近當代美國所謂的「自由派」。二者爭論的焦點就在於新左派是以社會民主主義為中心更傾向於自由主義還是斯大林體制。

為了使本文的探討更具共性，本文采取以雙方都大致共同認可部分為基礎、相對中立的一種觀點，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為基礎，以平等與公平為核心價值，把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分層化、社會失范與社會問題理解為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體現，並以平均主義社會主義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基本選擇的社會思潮。其核心問題是反思「現代性」，強調國家對經濟、社會生活的干預。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崔之元、甘陽、韓毓海、汪暉等人。

對於自由主義的界定，雙方的差異比較小，兩派都認自由為我國的自由主義與歐洲的自由主義、美國的保守主義那麼自由主義基本相同。朱勤對此作了作了一個比較細緻的定義：自由主義首先是一種學理，然後是一種現實要求。它的哲學觀是經驗主義，與先驗主義相對而立；它的歷史觀是試錯演進理論，與各種形式的歷史決定論相對而立；它的變革觀是漸進主義的擴展演化，與激進主義的人為建構相對而立。它在經濟上要求市場機制，與計劃體制相對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議制民主和憲政法治，既反對個人或少數人專制，也反對多數人以「公意」的名義實行群眾專政；在倫理上它要求保障個人價值，認為各種價值化約到最後，個人不能化約、不能被犧牲為任何抽像目的的工具。自由主義的核心就是對個人價值和尊嚴的肯定，對個人權利和利益的尊重與保護。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徐友漁、朱學勤、李慎之、劉軍寧、秦暉等人。

二、兩派的歧見
新左派與自由主義兩派爭論的範圍之廣、時間之長、層次之深，都是空前的，從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效率諸價值到學風無一漏過。本文旨在探討二者的共同敵人，因此對兩派觀點的差異只作簡單的歸納，以備對比共同點之用。

（一）在個人與國家關係上，自由主義強調自我，而新左派重視國家。

自由主義認為，個人是社會的基礎，國家的首要職能在於保護個人。自由主義學者劉軍寧指出，「『我（指個人）』是憲政的基礎。憲政的本質在於保障人的權利，限制政府的權力。沒有『我』，憲政也就失去了保障的對象。在市場經濟、憲政民主之下，存『我』的原則從道德領域到社會體制都得到了表現，它限制了國家的權力，使人類免受了集體的蠻橫力量的打擊，又把集體的強權置於個人的權利之下」。[v]而新左派則認為，個人是依賴國家而存在的，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公民就不可能享有任何權利。對於那些民主改革者來說，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地在民主化的進程中破壞或削弱政府機構的作用都無異於「自殺」，尤其是在那些政府根本不存在或極端脆弱以至於無法實行民主化的國家中更是如此。

（二）在自由與公正的關係上，自由主義強調自由，而新左派重視公正。

在這一點上，新左派認為，公正是第一位的，他們指責自由主義者普遍忽視公正。「今日許多對自由主義的高談闊論主要談的是老闆的自由加知識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強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作為自由主義者來說，他們雖然不一定忽視公正，但他們幾乎都認為自由先於公正、高於公正。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應受到以自由為依歸的法律的同等保護和同等對待，「沒有自由，公正將失去意義」。

（三）在社會不公的產生原因上，自由主義認為是政治改革滯後造成社會不公，新左派認為是市場體制本身造成的。

新左派認為，當前中國社會不公的主要根源是「自由主義」，問題出在市場經濟本身、出在資本主義的原始的「弱肉強食，叢林法則」，從而要對其批判和抵制。韓毓海說：「在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看來，市場經濟保證的自由就是賺錢的自由，但是，根據這樣的『自由』，這樣的社會自然就有讓孩子輟學的自由，就有讓女人賣身的自由，就有允許官僚腐敗的自由——只要這些行為」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只要這些行為看起來是『自願的』就行。」自由主義認為，原因在於市場沒有擺脫舊權力體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規範。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經濟體制可以改得極「徹底」，改得決無半點「社會主義」的殘留，只是這種改革將毫無公正可言，它將變成「掌勺者私佔大飯鍋」的一場超級原始積累過程。解決社會不公正的出路在於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四）在程序公正與實質正義的關係上，自由主義強調程序公正，新左派重視實質正義。

儘管自由主義者秦暉先生認為程序公正問題是常識性的、基本共識，是無所謂價值多元問題的。但事實上，在程序公正與實質公正的關係上，雙方不但未達成共識，反而這正是雙方爭論的一個關鍵問題。程序公正與實質公正的衝突在長江讀書獎風波中表現得特別明顯。在新左派看來，程序只是保障實質正義實現的一個工具，只要這種程序限制了實質正義的實現，這樣的規則可以直接丟到一邊，由人的主觀判斷來決定實質正義。應該注意到，「制度拜物教」妨礙著我們認識中國現實中正在發生的制度創新的事例。人應當充分解放思想，擺脫「制度拜物教」對人的制約。在自由主義者看來，身為《讀書》雜誌主編及長江讀書獎學術委員會召集人的汪暉獲得專著獎，這是完全違背程序的，就像裁判員給自己頒獎一樣的荒謬。

（五）在民主與自由的關係上，自由主義強調自由，新左派重視民主。

自由的國家未必是民主的，民主的制度也未必不會妨礙自由。當二者的內存邏輯不一致時，也是會發生衝突的。在自由主義看來，純粹民主的核心特徵是建立在平等主義的多數決定的原則基礎上的，多數一旦擁有絕對的權力，輕則滋生弊端，重則導致恐怖，最終泯滅了自由。他們堅信託克維爾的這句名言，「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我無比崇尚的是自由。」新左派也認為自由與民主之間存在一定的張力，並且同樣也從托克維爾那裡尋求支持，是托克維爾第一個集中提出了揚棄貴族自由主義，走向民主自由主義的轉型問題，他們都拒絕以自由主義為名否定民主。

（六）在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的關係上，自由主義主張間接民主，新左派主張直接民主。

在民主的具體實現方式上，新左派主張直接民主、參與式民主。他們認為，議會民主的實質是以代議民主取代參與民主，用少數來取代多數。中國是要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建設民主，它應是以最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為出發點的民主，是廣泛參與的民主。中國能否成熟為一個政治民族將主要取決於兩個制度性的保障，即大眾民主及以大眾民主為正當性基礎的中央權力之落實。自由主義則認為直接民主由於規模的限制既不可行，成本又高；既容易產生暴政，最終又未實現其承諾的全體人民自主統治，相比而言，間接民主是可行的，成本又低，既能防止多數暴政，又能兌現民主的承諾。因此最終只能實行間接民主。

（七）在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的關係上，自由主義強調政治民主，新左派重視經濟民主。

自由主義主張政治民主。具體到農民與勞工等弱者的民主權利上，自由主義主張賦於他們以結社自由、罷工自由，自己通過與國家和企業進行談判來獲得更具體的經濟權利，如社會保障、提高工資等。而理論與實踐都證明，企業管理上的「民主」大都是失敗的。企業決策應當由所有者或受其委託並對其負責的經營者作出，「大眾參與」只能限於建議性質。而新左派主張由加強國家權力，由國家直接賦於經濟權利。經濟民主包括宏觀和微觀民主，在宏觀上，「經濟民主」論旨在將民主國家的 「人民主權」原則貫徹到經濟領域，使各項經濟制度安排依據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調整。在微觀上，「經濟民主」論旨在促進企業內部貫徹後福特主義的民主管理，依靠勞動者的創造性來達到經濟效率的提高。在我國表現為「鞍鋼憲法」，其內容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

（八）在國情認識上，自由主義認為還未建成完善的市場體制，新左派認為我國已經進入市場體制。

「 新左派」對中國的國情和未來有另外一種解釋。他們認為，進入90年代之後，中國的社會條件，甚至社會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政府的行為、職能、作用發生了變化。「在中國經濟改革己經導致市場社會的基本形成和三資企業佔據國民生產總值一半以上的時候，我們也己經不能簡單地將中國社會的問題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中國的問題已經同時是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問題，因此對中國問題的診斷必須同時也是對日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及其問題的診斷」。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政府應加強對市場的主導作用。而自由主義認為，我們市場體制還遠未建立起來，目前出現的問題主要靠政治體制改革來完善。從政治學的角度看，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主要是政策和體制的原因，解決辦法是政府節食、減肥，退出市場，取消壟斷，政治體制改革遲早啟動。而自由主義認為，全球化是一種不可阻逆的潮流，加入這一進程對中國來說，無論政治還是經濟領域，都是可取的。全球化之所以可取是因為，不同國家與不同文明之間的和平共處與密切交往是可取的，…… 這個能夠避免戰爭與衝突的法定空間是什麼呢？答曰：民主政治。

（九）在全球化問題上，自由主義主張加入這一進程，新左派認為應延緩這種趨勢。

新左派認為，今天許多前社會主義國家要加入的「自由世界」，是一個高度同質化、組織化的世界，這是一個由金融和資本主導的跨國勞動分工體系。我們不應接受這樣一個同質化世界。中國目前加入世貿的收益是不確定的，而代價卻是確切無疑的。因此，加入世貿不是中國的當務之急。

（十）在對待大躍進、文革態度上，自由主義主張全面反思，新左派認為應合理借鑒其合理因素。

在對待文革的態度上，新左派主張挖掘文革的合理成份，並發揚光大。主要有：第一，毛澤東所謂「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再來一次」，應制度化為定期的國家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直接選舉（可從縣長、省長、縣人大、省人大做起）。第二，利用現代科技，實現直接民主。今天中國的民主化沒有必要再走政黨政治的老路，完全可以利用遍佈全國的電視網絡，直接進行「個人化」的選舉。第三，應使「造反有理」制度化，同時建立「不可侵犯權」（immunization rights）和「不穩定權」（destabilization rights）。第四，中國經濟體制的指導思想應是「經濟民主」，而非「絕對的財產權」。第五，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應是文化上「推陳出新」的時代。我們可以將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地重新闡釋，以應對現代的問題。而自由主義認為，不能從大躍進本身的問題上再導致另外一種結論，不能從大躍進、文革等等事情中認定直接民主是有害的。如果導致這一種結論的話那就很可悲。以上只是簡要作一梳理，掛一漏萬在所難免。

三、兩派的共同敵人
這場爭論是一場被人為擴大了的爭論，按理說雙方應該是有很多共同點的，分歧本不該如此嚴重，比如說雙方都對當今社會的嚴重不公感到憤怒與擔憂，都希望擴大民主，等等。但由於對問題癥結的診斷以及所依據的學理不同，得出的結論也就不同，爭論到最後，雙方似乎都把對方當成了自己的敵人，而把真正的敵人給忘了。事實上，二者的觀點從本質上說並不矛盾，因為新左派針對的是新權貴而自由主義針對的是舊體制。那麼他們有沒有共同的敵人？如果有他是誰？兩派面對共同的敵人該何去何從？

（一）在個人與國家關係問題上，雙方的共同敵人是國家本位、否定個人。

雙方在討論問題時，都運用了西方的學術資源，為什麼要把這種純西方的東西引入中國？雖然中國與西方的確存在著種種差異，但在深層次上，東方人與西方人同作為人，在本性上，卻有共通之處：說到人，首先是個人；個人構成人群，構成社會，在發生學和本體論的意義上，個人是優先的。

在這一點上雙方應當是有共識的。「中國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個人永不被發現這一點上。一個人簡直沒有站在自己立場說話的機會，多少感情要求被壓抑，被抹殺。」新左派同樣也認可這一點，對個人自由的最大威脅往往來自政府（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這是洞見），蘇聯之所以滅亡，就是因為蘇聯的政治制度（我國長期的模仿對像）缺乏「人性」。

此時雙方的共同任務就是共同反對國家主義，保護個人權利免受國家踐踏。

（二）在自由與民主關係問題上，雙方的共同敵人是長達數千年的專制傳統。

對基本限度的平等與自由權利，均持有同樣的共識。如今我們可以不去爭論「姓資姓社」，但不能不爭論是否自由。否則我們就不配稱之為「公民」。新左派也同樣自稱「是一個熱愛自由的人，我自知比那些抨擊我是」自由主義者外部的敵人「的先生們，要千萬倍的熱愛自由。」作為新左派旗手之一的汪暉他也完全同意這種觀點，「在我看來﹐無論從哪種理論出發﹐任何將政治自由貶低為次要的或者虛假的論題的方式﹐都必須加以拒絕；與此同時﹐社會專制本身並不僅僅來源於國家權力﹐而且也來源於某些社會群體和知識群體及其運作機制。在這樣的複雜的歷史條件下﹐批判的知識分子需要在更為廣闊的範圍內展開對於不同形式又相互配合的專制主義和文化恐怖主義的持久鬥爭。」

至於在民主的形式上，二者也並不存在多大的分歧。因為新左派往往強調的是直接選舉，他們自己認為是直接民主。即便是直接選舉還是一種間接民主，無論選舉的是總統還是議員，因為大家還是選舉了一個代理人來行使自己的權利。這就造成了爭論中某種虛構的對立。

面對我國長達數千年的專制傳統，討論自由與民主之間的張力，似乎是太奢侈了，社會主義政治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削除專制。

（三）在自由與公正問題上，二者共同的敵人是以實質正義為借口來侵害個人自由和權利。

雖然我國有重實質輕程序的傳統，但最終結果卻是二者同樣缺乏。古代濫施酷刑，屈打成招，其背後的指導思想是「寧可錯殺一萬，不可放過一人」。既無程序公正，又無實質公正。

事實上，在這一問題上，新左派與自由主義根本沒有「對話的必要」。每一個認為自己「看似與國外右派與左派的對話相似，但卻不盡然。中國太平等了？中國太自由了？國內沒幾個人能聽懂 」新左派「的」後現代「論述。想想也是，跟一個吃不飽飯的人談減肥，他能聽懂麼？自由多一點平等少一點，還是自由少一點平等多一點，這種討論在中國毫無意義。如果我們可敬的知識分子還不能認識到這樣一個根本問題：中國最需要確立的是」自由與公正的底限「，而無端地熱衷於派別之爭，誰還會再相信我們？我們的存在還有什麼意義？如果不能在轉型期建立一個」自由與公平的底限「，那麼遲早社會穩定將是無法維持的。

自由與公正，都是人類世世代代所欲求的價值，它們之間雖然存在著不一致之處，但絕非不可調和。這一張力不可能以一方壓倒另一方的方式來解決，亦即「不平等的自由」與「不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接受的。從現實來看，當代中國不是自由太多、公正太少，而是兩者都還很缺乏，因此還遠遠談不上以公正來糾自由之偏的地步。認為自由只有利於強者是不恰當的。事實上，弱者更需要自由。可以說，自由是起點，是前提，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公正。筆者認為，在中國最大的不公正，就是剝奪了弱者的自由。孫志剛案便是典型的一例。

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國，無論是自由與平等還是形式公正與實質公正都還很缺乏的時候，我們更應將其作為統一的目標來追求，而不是過於超前地把尚未到來的危險當作現實的危險來對待從而人為地誇大二者之間的矛盾。想想看，當前我國已經是自由過多從而威脅到了平等了嗎？還是相反？我想二者都不是。那麼當務之急，就應該是找出那些既妨害自由又妨害平等的因素來，然後盡力消除之。

（四）在人與規則的關係上，我國有著數千年的人治傳統，缺乏對規則的基本認同。

在人治與法治的關係上，二者共同的敵人是人治傳統。毛澤東試圖用大民主的方式解決盧森堡提出的問題，用大民主的方式來吸取群眾的批評，用這樣一種方式來恢復黨和人民的聯繫，這樣一種理想又並沒有得到制度化的支持，因此最終失敗，成為一個歷史的悲劇。越是偉人，往往越容易犯這樣的錯誤，因為他往往堅信他已經掌握了實質正義，在規則限制了他之後，他就開始尋求通過某種方式非法定程序來突破規則。在他眼裡，規則本身就是一種保守的力量。雖然法治不是一種最好的治理模式，但至少它是一種最不壞的模式。這本身也應當是對大躍進、文革反思的一種成果。

為了減少因為盲信個人理性而造成的悲劇，此時大家的共同任務就是共同維護規則的尊嚴，對於落後的規則，只能通過法定程序修改完善後再執行新的規則。

（五）在國家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上，二者共同的敵人是在長期的黨國體制、計劃體制下已經嚴重扭曲的國家。

在此大家必須注意這樣一種現實：中國市場化的過程與西方截然相反，西方是在一個弱小的世俗封建政權下過渡到市場經濟，而我國是由一個強大政權主導下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方向與西方相反。當前出現的不公正現象主要表現為以權謀私和官商勾結的違法形式，也表現在幾種經濟成分競爭時的不平等。由於如今「問題 」禁忌往往比「主義」禁忌更突出—— 這是「如何分家」比「要否分家」更突出、利益衝突比「信仰衝突」更突出的社會動態在思想界的反映—— 致使這場「主義」討論如今很大程度上還只是在「思想資源」的層面上展開。

在這種條件下，新左派與自由主義停止主義之爭，恢復八十年代，所有知識分子同心同德立志剷除腐敗的傳統。具體而言，就是要謀劃一些具體的辦法來規制政府，規制公正權力，減少權力尋租的機會，因為正在進行的「股份制改造」的本質是「以權勢者為主體、以國有資產為掠奪對像、以權力為參與手段，對社會資源的一次再分配」。盡量不讓國家看見的「腳」踩了市場看不見的「手」。

當然，只限制國家的權力是遠遠水夠的，在某些領域內還應提高國家的能力。但提高能力的基礎和前提條件卻是縮減不必要的政府部門，讓政府減肥，減少壟斷。在權力和責任是對應的憲法體制下才可加強國家的權力：它有什麼樣的權力就要承擔什麼樣的責任，權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權力政府就要承擔大的責任，授予的權力小承擔的責任也小。

結語
突出強調二者的共同敵人及目標，並不是要否認二者爭論的重大意義，正如章海陵所說：「在唇槍舌劍的硝煙中，倒看到中國希望的火種，從「五四」、三十年代到跨世紀的思考旅程，這場論戰表明，中國思想界在世紀末拒絕交白卷。」正是這場爭論使們對當今中國的問題有了一個更清醒、更深刻的認識，為問題的解決奠定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我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堅決捍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力」，這是自由主義的名言，但是這一態度是為了保護各種學說能夠充分發展自己的那「一元」，以形成「多元化」的總體景觀。我們應當以建設性的態度，向新政學習，正如伯林所言，新政是20世紀最好的自由主義，因為它是「個人自由與經濟保障之間取得的最富有建設性的妥協。」我們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也應以一種更建設性的眼光來看待這場爭論、看待中國的現實問題。中國的左右翼需要合流，集中力量對付他們共同面對的敵人，解決所需要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