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
開放時代
1999年5月號
徐 友漁，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長期研究語言分析哲學、政治哲學和文革研究，曾在英國牛津大學、布里斯托爾大學、雷丁大學，美國哈佛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 做訪問學者，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和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著作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羅素》、《形形色色的造反》、《精神生成語 言》、《告別20世紀》、《自由的言說》、《直面歷史》、《驀然回首》、《不懈的精神追求》、《哲學家和他的假面具》、《語言與哲學》（合著）等近作則有《人文立場》和《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2008年)。
一 重提自由主義的歷史條件
在90年 代後半期，中國知識界的一大動向，是一批學者重提自由主義的話題，欲圖通過對於自由主義的反思、研究、倡導，豐富實現現代化和達致憲政民主的思想學理資 源。這種動向因為受到強烈拒斥和狙擊而格外引人注目，形勢迫使我們闡明自己的立場，澄清某些誤解或曲解，回應重要的批評。
作為多年禁忌的話題，自由主義重新露面決非偶然，國內外一系列歷史性巨變是召喚它登場的動因。
在90年代中後期，歷經反覆曲折的改革、開放路線終呈不可逆轉之勢，爭論多年的市場經濟導向被正式肯定。但是，要深入認清「一大二公」極左路線的弊害，要使市場導向不僅僅是一種權宜之計，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是非補不可的一課。
政 治體制改革的任務再次提出來，依法治國、權力制衡、公民權利等話題，在自由主義話語系統中表達和討論，比任何其他話語更適當和切題。隨著經濟、政治體制改 革而來的，是矯正社會不公的方式和革新的手段與速度問題，雖然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幾乎一直指向激進的維度，但借重理性、依靠法律、妥協緩進的自由 主義理路給人一種新的啟示和希望。
80年代末90年 代初蘇聯東歐的劇變引起國人的深切關注，提出的解釋和應對措施截然不同。一種把事變歸結為「帝國主義顛覆、演變」和「復辟野心家」的陰謀，另一種則得出斯 大林模式徹底破產的結論：經濟上的高度集中和政治上的極權再也不可能維持下去了。在西歐和北美，知識分子曾經分為兩個陣營，一方包括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1905—1983 -- 編者)等自由主義者，否定、批判斯大林主義，另一方有薩特等左派，極力為之辯護。蘇東事件使人有理由認為長期爭論以自由主義一方獲勝而告終。
在90年代，國人普遍感到全球化時代正在來臨，不管價值立場如何，全球化浪潮是「順之者存，逆之者亡」。與此同時，中國以與世界各國共慶《世界人權宣言》發表50週年，簽署《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的方式，明確表明自己對人類文明和國際公認準則的認同。
90年代的自由主義對80年代文化熱中的人道主義和啟蒙主義思潮基本持肯定態度，並與之有一種繼承、發展關係。它把哲學層面上的對人的價值的肯定轉化為制度安排，把對文革式的神權政治與專制主義的譴責落實為法治與分權的防範與保證。
9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引介、研究、梳理工作對於自由主義話語的興起起到了醞釀和推動作用。西方政治哲學家伯克 （Edmund Burke，1729 – 1797 – 編者）、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 – 編者）、哈耶克、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 – 編者）的學說引起了廣泛興趣，填補了以前知識中的空白。對胡適的重新研究和評價，對殷海光的介紹和認識，對顧准的發掘和尊崇，形成了正面評價自由主義的氛圍。
自由主義剛一露頭，就遭遇到一連串挑戰和難題。它必須解釋，在中國知識分子中一度小有聲勢 (30和40年代) 的自由主義為何慘遭失敗，是客觀原因使然，還是出於中國自由主義者的主觀努力不夠，抑或是因為自由主義的內在缺陷使其不能在中國政治、文化生活中發揮作用。有人存心責難90年代的自由主義，極有機心地提出，自由主義的主張表明，少數知識分子只關心自己的言論自由，不關心勞動群眾的疾苦；也有人貌似公允和折衷地認為，自由主義者關心政治自由，而與之論爭的新左派則關心經濟民主。
在90年代，中國民間思想文化的主要思潮大致有三種：新儒學 (或文化保守主義) 、新左派 (加後現代主義) ， 以及自由主義。新儒學與自由主義的區別和對立不是根本性的，因為它認同現代化取向和市場經濟，認同自由、民主、法治的價值，它與部分啟蒙派的論爭，內容主 要是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作用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在接近世紀之交時，新儒學人士再次強調傳統的作用，但清楚表明這是以現代化為前提和框架。由於新 儒學有中庸之道的品格，自由主義有妥協的稟性，二者在多元文化的共識之下和平共處，甚至形成良性互動的希望是很大的。
不論從中國和歐美的歷史看，還是從左派思潮的內涵看，左派與自由主義的對立是根本性的，它對自由主義 (即它認為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 的敵視與攻擊從來都超過對極權主義的批評 (想一想左派對斯大林主義的默認或辯護，比較一下自由主義和左派對法西斯的揭露與批判，再看看在今日中國二者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期極左路線的態度) 。在90年代後期的中國，當人們在政治體制改革這個大題目下作文章時，新左派的唯一攻擊目標就是自由主義。當然，和歷史上一樣，自由主義會在回應時認真考慮對方的觀點，修改完善自己的立場。
應 該看到，就像「新左派」、「新儒家」等等是不甚確切，有可能不被當事人承認的標籤一樣，「自由主義」也是常被人任意使用的稱呼。一些自命為自由主義的觀 點，其實與自由主義相距甚遠，甚至大相逕庭。嚴肅的自由主義立場應澄清自己的觀點，與某些偽自由主義劃清界限。至於自由主義本身會包括各種不同觀點，則是 自然的。
二 基本立場：個人自由的優先性
我們應該闡明自由主義的出發點，它的基本價值觀，以判斷一些有差異的主張能否歸到自由主義的名號之下，一些自稱的，或被攻擊的自由主義是否真是自由主義。
有人以當代西方社群主義 (communitarianism) 的出現為據證明，自由主義在其西方發源地已陷入困境 (言下之意是在中國更不值一提) ；有人說中國當下的自由主義言路是為富人服務，具有貴族性；有人大談裡根-撒切爾夫人政策的失敗 (是否真是失敗？) ，把具體政策混同於基本原理，由此得出自由主義破產的結論；有人以自由主義在歷史中的發展變化，描繪出以下圖畫：它被沖得七零八落，變得支離破碎。為回應上述種種批評，有必要弄清自由主義的核心主張是什麼。
當新左派大肆批評自由主義時，其基本立場晦暗不明、游移不定，他們百般挑剔，說這種觀點是教條，那種主張過於簡單，但從不把自己的價值觀明確陳述出來。其實，說到底，雙方在基本價值立場上有分歧，讓我們使爭論直指問題的核心。
自由主義把個人自由放在最優先的地位。
理論要說服人，就要徹底，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事物的根本不是別的，只能是人本身。說到人，首先是個人。
個人構成人群，構成社會，在發生學和本體論的意義上，個人是優先的。
人類以人為尺度看待萬物，而個人以自己為尺度看待他人和外物；每個人具有一套完整的神經和感受系統，快樂和痛苦首先是，最終也是個人的。因此，從認識論和價值上說，個人是基本單位。
雖然社會關係的影響在個人身上清晰可見，但在相同環境中人格與個性的歧異證明了個人主體性和獨特性的存在。
自由首先是個人的，不然，在非外族統治的專制下，談不自由或奴役就沒有意義。當我們說一個國家、一個階級不自由時，這一定指其中的大多數個人不自由。
強調個人自由在中國具有特殊意義，因為在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中，這種因素最為匱乏，只是在本世紀初的啟蒙和新文化運動中，個人自由才成為社會關注的問題。由於外患內亂，個人自由始終沒有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中心話題，更不用說得到社會或制度的保障。90年代此話重提，展示了中國在下一世紀的希望。
這 裡所說的自由，是在政治和法律意義上而言，不是在哲學和審美層次上而言。不然，按黑格爾的名言：「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一個人若是通古今之變，即使在監 獄中也是自由的；或者會如現代左派一樣，把電影、小說、音樂等一切文化形式都當成統治階級剝奪人民群眾自由的意識形態，把自己置於高於或對立於「庸眾」 的位置。
個人自由的優先性並不意味著抹殺人的社會性，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在理想社會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以個人自由為出發點，派生出自由主義的一系列重要主張。
自 由主義認為對個人財產的保護是保障個人自由的重要條件。歷史也證明，得到法律保護的私有財產權是個人自由的基礎。中國近年來有知識分子提出在憲法中補上保 護私有財產的內容，這或是出於保障個人自由的考慮，或是想為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提供法律基礎。但是，新左派不斷攻擊說，那只是因為有人在私有化過程中 發了財 (或發了不義之財) ， 才要求以立法的形式保護個人財產權，這完全是蠱惑性的指控。我們應該關心憲法中應不應該有保護私有財產的內容，而不應該臆斷提出修憲者的動機。另外，保護 私有財產當然是指保護正當得到的財產，不然，新左派更可以振振有詞地指控說，只有小偷和強盜得手之後為使不義之財合法化，才求助於憲法。
自由主義認為，對個人自由的最大威脅往往來自政府 (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這是洞見) ， 因此提出權力機構之間的制衡。在權力高度集中的國有制條件下，國家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和濫用與對經濟權力的壟斷和濫用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資本與權力的剝離 有利於個人自由。而新左派始終只關心資本對於民主的威脅，他們所說的資本，指與國家權力相脫離的資本，這很容易導致放鬆對國家權力的警惕。事實上，他們認 為威脅與侵犯的主要來源已由國家權力變成了資本。
自由主義最早，並且始終如一地倡導多元文化觀，主張人可以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認同不同的道德文化價值，在法律上享有平等的自由。顯而易見，每個人有權選擇不同的文化價值，法律應保護這種個人自由，這一點必須是普遍的原則。有人引證加拿大社群主義者泰勒 (Charles Talyor) 的觀點，否定上述普遍原則。首先要問的是，動不動就把話語和權力與意識形態相聯繫的理論家，這一次為什麼不把泰勒的主張當成魁北克分離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呢 (泰勒確曾深深捲入魁北京的政治運動) ？然後可以指出，社群主義以多元文化始 (只是針對個人自由和法律的普遍性) ，但結果卻會自我否定。如果一個族群或文化共同體能以自己的獨特性抗拒普遍的準則和法律，那麼它之內的次群也可以抗拒它，依此類推，最後選擇的自由還是只能落實到個人。
是否真正認同和捍衛個人自由，是自由主義和其他理論流派的根本分歧。最近有人說：「如果一個人真正地堅持個人的權利，並承認這種權利的社會性，他就應該拋棄那種原子論的個人概念，從而具有社會主義傾向。」[1] 真是高深莫測的邏輯！難道只有社會主義才承認並保護個人權利？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呢，斯大林時代的社會主義，中國文革時的社會主義？同一作者還奉勸人們去讀羅爾斯的書，似乎羅爾斯的經典作品證明了他的邏輯。[2] 但是，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恰恰主張自由的優先性，並以字典排列的方式將其視為第一優先規則。[3]
三 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的問題
中 國改革開放路線的主要內容和攻堅之戰是從高度集中的指令型國有經濟轉變到市場經濟，轉軌期觸目驚心的腐敗和社會不公問題，引起知識分子的關注和議論。分歧 之點主要在於，認為問題出在市場經濟本身，從而要對其批判和抵制，還是認為原因在於市場沒有擺脫舊權力體制的控制，不成熟、不規範，因此出路在於發展和完 善市場經濟。
問 題的根源在於，中國的改革和市場化過程不是自發和自下而上產生形成的，而是由原權力中心驅動，自上而下推動的。權力機構中不少人從抵制到積極，認識上有一 個從意識形態慣性到從既得利益考慮的過程。權力滲透、扭曲和控制市場，以權力匯換資本，是必然會發生的。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國的現階段是在重複歷史。在以 自生自發為主的英法資本主義初期，貴族和官僚憑權力介入資本積累和營運過程，第三等級與貴族王室的勾結是明目張膽的。期間種種醜惡與不義，曾遭到揭露、批 判和詛咒，但歷史也就這樣過來了，市場自身發展的要求和規律，加上人們的理性努力 (對正義的呼喚，各階級對自己長遠利益的認識，可以用妥協和立法調節不同利益的制度條件) ，終於使市場經濟制度日益完善和發達，使建立在這之上的民主憲政體制日趨穩固。人們可以，也應該不斷地反思批判這種制度，但時至今日還沒有現實的替代方案，實際發生的情況是，最具吸引力和威脅性的競爭者，要麼失敗，要麼不得不改弦更張。
近 代世界的現代化史，尤其是亞洲一些國家和政權的民主化歷程表明，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並不是同義語，在相當一段時期，反民主的權力完全可以容納，甚至推行市 場運作方式，並從中大獲其利，但從長遠看，市場經濟是瓦解集權制度的基本因素。我們沒有把握說，市場必定導致民主，即不能說市場是民主的充分條件，但我們 卻可以說市場是民主的必要條件。因為自近代以來，還未發現真正的、穩定的民主與市場經濟分離的事例，所謂必要而不充分，是說達致民主還需要許多別的努力。 市場條件與極不可取的社會狀況、政治條件並存，完全有可能，我們必須高度警惕。
處於轉軌期的中國，要看清舊體制、市場和民主前景之間複雜、微妙的關係，並非易事。
有人 (比如有個別經濟學家) 把 適用於理想市場條件下的學說、理論、概念、公式用於分析當前中國經濟問題，而無所不在的權力干預，多變的政策使他們的研究純屬紙上談兵。有人把中國的民主 進程等同於中產階級的形成和發展，認為除了等待這個階級的壯大之外不能做其他任何事，他們對於民主的意願和參與，不是抱怨，就是咒罵。
認為市場經濟會自動導致民主固然是幼稚和錯誤的，但新左派反其道而行之，把自由經濟視為奴役的力量，則更為荒謬。有人想與哈耶克唱反調 (但無法駁斥其論點和論據) ，大膽斷言：『在「到奴役的道路」上，資本自由化看起來是加劇了特權階層的特權，增加了奴役而不是民主。』[4 ] 論者似乎忘記了，在市場經濟出現之前，權力和資本是融為一體的，因此，自由資本的出現，要麼是與權力相剝離，要麼是獨立於權力而產生 (哪怕這兩件事都只能相對而言) 的 結果，權力當然力圖控制它，但會愈來愈力不從心，從而使民間空間有可能緩慢擴展。同一論者還說：「正像如果我們不想讓幾個財團壟斷了我們這個世界的共同資 源，壟斷了價格、雇工和市場，進而心安理得地奴役我們，並造就一個有錢人因過剩而不買，大多數人則買不起的反市場的經濟危機，我們就必須為工人階級，為中 小企業，為農民爭取權力」。[5 ]這段話的前半部分因為對中國現實無所指而令人莫名其妙，後半段因狂妄和自不量力而使人吃驚。言不由衷的話是毫無意義的，如果你的鬥爭對象是壟斷財團，那你恐怕得申請獎學金、簽證 (最好是獲得綠卡、國籍) 到美國去幹革命，但這就與中國的勞苦大眾無關了。
對 於自由主義立場而言，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問題再多再嚴重，也只能硬著頭皮向前走，決不能走回頭路，決不能返回衣、食、住、行都被人包辦，種什麼、造什麼、 賣什麼都得等上級指示的那種日子。當左派聲稱要為工農、中小企業爭取權力時，他們其實並沒有認真想過下一步要幹什麼。替群眾向政府索取更多的權力和福利？ 還是企圖取代政府的角色，在經濟上充當群眾的指導者和監護人？為什麼不考慮爭取逐步實現每個人都擺脫人身依附，在機會大致均等的條件下憑個人能力獲取所得 的體制？
與 此密切相關的是公正問題。在中國，確實有人認為市場化就是私有化，以加快改革步伐為借口肆無忌憚地化公為私，把改革的成本和代價全推到普通人民群眾身上。 可能有少數自命為自由主義者的人支持或默認以上言行，但真正的自由主義是與此格格不入的。從學理上講，自由主義強調財產獲取、轉移的正當與合法，反對對他 人和社會利益的侵害；從實際上看，中國學者中最早和一直呼籲並論證社會公正的，主要是公開認同自由主義原理，與新左派展開論戰的人。[6 ]新左派在什麼時候大力提倡社會公正呢？他們只是在攻擊自由主義的時候才對此大加議論和渲染，事實上，公正成了他們打自由主義的一根棍子。
自 由主義者在社會公正問題上的立場是明確的，他們反對和矯正不公正的主張是理性、建設性和可行的。簡單說來，第一，要搞真市場、真正的自由競爭，要使規則公 正，人人遵守，要把權力遂出市場；第二，要依靠法治，完善法制，例如，通過修憲保護合法的私人財產，通過立法縮小貧富差距，依靠法律懲處腐敗，防止國有資 產流失。他們不提倡「打土豪、分田地」，他們並不否認人民群體有要求公正的權利，但把重點放在避免革命，防患於未然方面。而我們的左派呢？既詛咒市場，又 對法律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大加懷疑，除了口號和姿態，他們提不出任何切實可行的辦法。
中 國當前的公正問題對所有的思考者都是一個難題。固然，要把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感覺到的不公正變成有理有據的判斷已並非易事，而更難的是，誰來實施，如何實施 公正？在西方，有這麼一個問題：對於各類從業者的收入，有什麼理由和權力實施再分配？如果一定要實施，勢必求助於超社會的力量----政府，這會不會因此擴張政府的勢力，到頭來威脅到公民的自由？這就是諾齊克 (Robert Nozick) 反對羅爾斯（John Rawls，1921- 2002 - 編者） 的思路。而在中國，不公正主要表現為以權謀私和官商勾結的違法形式，也表現在幾種經濟成分競爭時的不平等，誰來承付改革的代價諸方面。在這樣的情況下，爭 取公正和權力之間的關係是複雜而微妙的。在某種情況下，權力是腐敗的來源，在另一些情況下，反腐敗、求公正的努力要在現有權力構架之內，甚至求助於權力來 進行。自由主義立場和權力的關係毋寧是，警惕權力而並不天然與權力對立，因為說到底，權力應該是用來保護人民利益的。當然，這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從長 遠和根本上說，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保障言論自由以確保新聞輿論監督，使權力受到約束，才是爭取公正的正確途徑。在目前這個問題上，自由主義和新左派 的根本區別是，前者訴諸於法治，承認權力在實施公正中的作用，又要大力提防它借此僭越與擴張，而後者訴諸於知識精英為民請命的意識和群眾抗議運動，雖然中 國的新左派由於並不想真正幹點什麼，他們的傾向和具體主張不太清楚。
四 關於全球化生產貿易體系
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大致與世界範圍內的全球化高潮同步，這對我們既是一個機遇，也是一種考驗。所謂考驗，就是說，是以積極的態度迎接它，還是像鴕鳥一樣迴避，甚至以頑固的態度拒斥，對我們並非不是問題。
從文化傳統和中華民族在近代的遭遇講，我們對強勢的西方各國總是心有餘悸、心存疑慮，我們不習慣和強者打交道 (其實誰也不喜歡和強者打交道) ， 我們感到外部世界由陌生的、不平等的規則支配。但鴉片戰爭的歷史教訓是，拒絕適應，拒絕打交道，拒絕學習是行不通的，最後吃大虧的還是我們自己。即使我們 與之打交道的人想欺負我們，佔我們便宜，我們還得硬著頭皮學別人那一套，「先生為什麼老是欺負學生？」這一問表面振振有詞，但由此而來的政策並不高明。
從長期支配我們的意識形態講，我們觀察全球形勢時只熟悉一個分析框架，即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但全球範圍內的階級鬥爭與對抗，帝國主義的寄生性、腐朽性的論斷，己不適應目前這個高科技、信息化時代，不適應和平、合作與發展的全球共同目標。
按照當今新左派的分析，當代世界經濟體系是由發達國家制定，只有利於發達國家壓迫和剝削後進國家的體制，其規則是由發達國家制定的，是不公正的。揭露不公正，與不公正抗爭，當然是應該的，但持偏頗之說，一概而論，無助於我們認識世界經濟體制和在其中活動。以最大的GATT和WTO為 例，中國自願申請加入該組織，當然是因為在仔細權衡利弊得失，發現利大於弊之後作出的決定。一百多個國家中的多數一方面抱怨不公正，一方面又自願簽署協 定，說明加入該組織總是合算的，不然，有那麼多人是傻瓜或賣國賊？這種常識，恐怕比種種高深的理論更可靠。我們還知道，經過所謂「肯尼迪回合」，「東京回 合」和「烏拉圭回合」，協定中不斷增加了一些反映發展中國家要求的條款。比如，完成降低農產品進口稅的義務，發達國家只有6年時間，發展中國家可用10年，而最不發達國家可免除此項義務。發展中國家的代表仍然認為該協定在實質上是不平等的，但他們沒有籠而統之地、簡單偏頗地說不平等(這樣反而不能服人)，而是說「實力不均等的夥伴之間的平等本身就是不平等」。認識到這一點，在抱怨不平等之餘，更重要的是利用現有格局中的有利因素自己努力，加快發展。
在全球化高潮的近20年，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增長率高出發達國家一倍，據估計，這種趨勢今後還會持續下去，在未來20年，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將是發達國家增長率的三倍。這證明了全球化和全球生產貿易體系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正面作用。
在50年 代初，當中共領導還在貫徹新民主主義路線時，劉少奇在天津有一番講話，他說，雖然資本家有剝削的一面，但也有解決就業問題和發展生產力的一面，因此要允許 他們經營，與他們合作，不要一看到人家賺錢就眼紅和反對。劉的講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大批特批，被說成是鼓吹「剝削有功論」，而歷史證明劉是對的。發展中國 家在發展自己的經濟時，最嚴重的問題是缺少資金，因此引入外資是極為關鍵的一步，投資者當然是圖利的，別人有所得，自己更有所得，結果是對雙方有利。不要 以為別人所得就是自己所失，就是受剝削，反過來，別人也可以認為你之所得就是他之所失，就是他受了剝削。到底誰更需要對方，是外方更圖我們的市場、原料、 人力，還是我們更圖人家的資金、技術，這是說不清的。
但 是，新左派並不是從互助和互利的角度看待發展中國家與世界經濟體系之間的關係，他們的觀點與其說是實事求是、恰如其份的分析，不如說是義憤填膺的控訴和全 球革命宣言。比如，最近有人撰文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從一開始就是依靠剝奪和奴役其他國家發展起來的，它們現在也和殖民地時代一樣主宰著這個世界，「資本主 義的生存一天也離不開而且每天都要再生產兩極分化的全球等級結構。」[7 ]》論者認為，第三世界國家在目前歷史條件下的發展只能是一種不平等的發展，甚至是自殺性的發展，因為「現代技術與落後的資本主義發展災難性的結合，無論是對於人民還是對於環境，都造成難以想像的破壞，其嚴重的程度甚至超過了殖民主義時代。」[8 ] 論 者的結論很清楚，第三世界國家現在的唯一任務，就是開展全球範圍內的反資本主義的鬥爭。這種「現在發展是自殺」，「不能在一國發展」，「先革命，後建設 」的論調是極其荒謬和危險的，它只會使後進國家耽溺於「世界革命」的幻想和狂熱中，在經濟上永遠落後，使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在最近 二、三十年，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上有飛速發展，這充分說明，在全球化時代挑戰與機遇並存，能否發展，事在人為。克服經濟發展中的負面效果 (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 ，也是事在人為，不必抱悲觀宿命態度，在這方面，國際合作也是有益的。
五 國情與分析的理論框架
進入90年 代之後，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的、深刻的變化，受此變化的影響，中國國內情況也發生了微妙而意義深遠的變化。現實中各種現象的交錯，各種力量的衝擊，國外新 思潮的湧入，使中國知識界立場和觀點相當歧異，總括起來可以說，分歧和對立集中於下列問題：中國目前情況如何，中國未來應當向何處去？不同的看法基於對國 情有不同的認識，以及分析的理論框架大不相同。
相當一批人的思路和一百年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思路一脈相承，在現代化的總綱領之下，包括了對於自由、民主、富強的認同和追求。50年 代以來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使既定的思路豐富了內容，使某些方面更為鮮明、突出。簡單說來可以提三點：第一，「一窮二白」的社會主義和 「大批資本主義」造成的貧窮落後使人們重新認識和評價市場經濟制度，看到經濟的高度計劃與集權和政治極權之間的關係，承認市場是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第 二，「無法無天」、「全面專政」、家長制、一言堂造成的慘劇使人們迫切地呼喚民主與法治；第三，長期不斷，以各種名目進行的思想清洗和文化批判運動，「只 此一家，別無分店」的真理觀造成的學術萎靡、文化凋零使人嚮往一種多元文化局面。凡此種種，都與以前的導向一致，即反省、批判自己的傳統 (除了幾千年的舊傳統、大傳統，述有幾十年的小傳統、新傳統) ；繼續面向世界，學習先進，分享人類共同的文明和價值。顯而易見，以上諸方面和自由主義原理有不解之緣。
作 為自由思想者，持上述立場的知識分子對當今中國的現實總會有批判性的態度和言論。他們批判官僚主義、批判腐敗、批判崇洋媚外，但批判的主要鋒芒，是針對晚 期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即在社會主義名目下搞的極左的一套。因為正是這一套東西，而不是別的什麼，造成了中國近幾十年的災難。他們還認為，從思想、理論上 認真、徹底地對這一套東西進行清理，是尚未完成但必須完成的任務。二十年來，堅持和深化這種批判，還是阻撓這種批判的對立鬥爭，一直十分明顯。80年代「文化熱」中湧現的主要思潮和理論，歸根究底是針對中國現實，圍繞著這種批判進行的。熱衷於從理論到理論，從書本到書本的人，不能從歷史淵源和現實維度看問題，對他們而言，80年代的「文化熱」是一片令人眼花繚亂的景觀，他們只會挑剔各種理論預設，而把握不住基本方向。
90年 代後期自由主義言說的冒頭，與時隱時現、時斷時續、時強時弱的上述清理與批判相互呼應，甚至共為一體。自由主義為這種批判提供了更廣闊的視野和更堅實的理 論基礎，提供了建設性的方向，與這種清理批判的結盟或結合使自由主義言路的歷史感和現實性更強。當然，也使二者都成為新左派的攻擊對象。
90年 代市場化的勢頭，腐敗的加劇和公正向題的尖銳對每一種社會思想立場都提出了新問題。老左派把全部問題都歸罪於改革開放、市場化，大力堅持他們的「社會主義 」；持反左立場的人中，一部分簡單地反其道而行之，認為市場經濟最終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而更具批判精神的人則沒有這種盲目樂觀，他們認為中國正處於十字路 口，搞得好中國可以由此而建成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搞得不好則會有一個金權、家族統治新型專制制度，就像在南美洲某些國家和印尼出現的情況一樣。他們看 到了舊權力形式在新條件下的變化和活動，並不認為中國的危險只有舊式的、左的牌號 ---- 類似於反右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但堅持認為新形式的不公正根源在舊體制，批判和阻擋市場化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途徑，總之，他們在新形勢下堅持反左的大方向。當然，只有認為中國的左傾流毒既深且廣，至今仍有市場的人才會這麼做。
看得出來，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比如沒有制約的政府權力對人民權利可能的侵犯和危害，集中的計劃經濟與人們喪失權利之間的關係 ---- 提供了清理專制殘餘和流毒的啟示和思想資源，但並未提供「中國向何處去」的答案，甚至連可直接運用的理論也沒有提供。現在人們可以讀伯克、托克維爾、哈耶克、伯林等思想家的書，但他們寫書的時代條件與當前中國的現實相去甚遠，因此，我們只能將大師們 (並不限於自由主義者) 的思想精華當作自己的思想養份，而不是指針，更不是教條。
新左派對當代中國的分析完全借重於一些外國理論家 (比如阿明 [Samir Amin1931-, 編者] 和華倫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亦譯作沃勒斯坦，1930年 - ，編者 ]) 的論述，這裡就產生了兩個問題。第一，他們的理論學說在其故土的地位和有效性如何；第二，他們與中國當下現實的適切性如何。這裡暫且不談第一個問題，只談第二個方面。
很容易發現，新左派思考的出發點不是現實，而是理論。為了把西方左派關於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知識和概念運用到中國，他們對中國的國情進行變形和套裁，使之適合於當代西方新左和新馬的分析框架。讓我們對一個文本加以剖析。
汪暉在「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中力圖證明，進入90年代之後，中國的社會條件，甚至社會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政府的行為、職能、作用發生了變化；知識分子的狀況，他們與國家的關係發生了變化；因此，批判的對象和批判的思路也發生了變化。
如 果中國國情變化之巨大和根本真需要我們思維更新、改弦更張，那麼我們首先期待的是對於國情變化的有根據的說明。但論者並未提供這種說明，我們首先讀到，往 下也一直讀到的是抽像、含混、暗示性的文字，比如此文在開頭時就說：「中國沒有如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那樣瓦解，但這並設有妨礙中國在經濟領域迅速地 進入全球化的生產和貿易過程。中國政府對社會主義的堅持並未妨礙下述結論：中國社會的各種行為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行為都深刻地受制於資本和市場的活動。 如果我們試圖理解二十世紀最後十年的中國思想和文化狀況，就必須理解上述變遷及其伴隨的社會變化。」[9 ]什麼叫進入全球化的生產和貿易過程，90年代之前中國是否在這過程之外？如何判斷一個社會或政府的行為深刻地受制於資本和市場的活動？談這些需要明確的標準、可靠的事實和大量的數據，但論者沒有提供一星半點，因此這麼重要的國情判斷就只能流於印象、感想和任意性。
作者還說：「在中國的市場化過程中，國家資本、民間資本、外來資本之間的關係怎樣？新階級與社會其他階層的關係怎樣？農民與城市人口的關係怎樣？發達的沿海地區與落後的內地的關係怎樣？所有這些社會關係都需要置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特別是市場關係中來考察」。[10 ] 作 者列舉的上述種種關係，都產生於中國現實，我們當然只能在中國現實的和歷史的，政治的和經濟的關係中來分析它們，作者主張需要把它們置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 係中來考察，這句模稜兩可的話有兩種含義，第一，要把它們從中國現實抽離，放到另一種認識框架中去考察，這當然是錯誤的；第二，它們本身就存在於資本主義 的生產關係中，若如此，還需將其「置於」這種關係就令人費解，而其前提恰恰需要證明：中國社會關係的性質是資本主義的。
我們和新左派的分歧關鍵之處就在這裡，我們認為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就社會性質和政治制度而言，和1949年建立，經歷50、60、70、80年代的社會和制度是一脈相承的，沒有革命、設有斷裂、沒有質變。只有把中國的社會性質說成是資本主義的，才能把西方新左和新馬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診斷和批判搬到中國，才能開創一種新穎的言路。作者指責他以貶義稱呼的啟蒙派對中國問題只是「簡單地從政治角度來分析」 (言下之意是只強調自由民主，不從經濟角度分析，即不去大批大反資本主義) ，作者還指責他們「將自己的視野束縛在道德的層面或者現代化意識形態的框架內」[11] (即從反封建、反專制的角度看問題) ，都是譴責他們沒有把矛頭對準資本主義。
要 證明中國社會現在是資本主義或市場社會，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外國資本在中國國民經濟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決非易事。論者唯一明確一些的話 是：「在中國經濟改革己經導致市場社會的基本形成和三資企業佔據國民生產總值一半以上的時候，我們也己經不能簡單地將中國社會的問題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問題 」，[12 ] 以上說法非常含混和隨意，而且看不到根據。關於1997年 (即此文發表時) 中國的情況，我們從權威的《中國統計年鑒》 (中國國家統計局編) 上所能得到的數據是，投資：國有經濟占總投資的52.5%，其餘佔到47.5 %，(其中聯營經濟佔據0.5%，外商投資占7.8%，港澳台投資佔據3.8%) ，就業人數：國有經濟占總數的15.9%，聯營經濟占0.1%，外商占0.4%，港澳台投資佔有0.4%，農民占從業總人數的71%。[13] 這就是中國的現實！還有一點重要的是非國有資產在法律上的地位，時至今日，憲法載明的是對社會主義公有財產的保護，私有財產的不可侵犯性尚未在憲法中得到確認，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說市場社會在中國已經基本形成了呢？
把中國說成是市場社會，是跨國資本主義的一部分，其結果是把批判的視線從中國社會內部引開，「中國的問題已經同時是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問題，因此對中國問題的診斷必須同時也是對日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及其問題的診斷」，[14 ]比如，「今天的腐敗經常表現在國際金融和貿易領域」，[15 ] 這種捨近求遠、避實就虛的「批判精神」真不知是因為糊塗，還是另有企圖。
當然，如果純抽像地從邏輯上推想，中國有朝一日也會發展到這一步，那時運用對全球資本主義的珍斷和分析不一定正確，但至少不至於不切題。社會生活是如此複雜、發展不平衡，張春橋在1975年 (那時中國多窮、多落後，多麼社會主義！) 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中，就可以大談資本主義的危險 (張春橋為寫文章在上海郊區作過調查研究，很下了點硬功夫) ，何況二十多年後大搞改革開放的今天。但不論對老左派還是新左派都有這樣的問題：能否根據一些現象和趨向，把中國面臨的問題和危機歸結成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對於資本主義的好與壞問題----準確地說應該是，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某個發展階段是否有進步意義，我們和新老左派有分歧，其中價值判斷部分很難說得清楚，但今日之中國是否為資本主義，卻是一個可以根據事實和大致得到公認的標準來判斷的問題。
認真說來，研究當代中國問題，有兩個方面應特別注意。一方面，要看到權力在適應市場化時的靈活善變，捕捉到它的新表現形式，但在理論上和實踐中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我們必須考慮這種可能性：市場與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模式結合的可能性，它以一種畸變形式支撐和延續這個模式。如果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新左派會說，看，我們早就說過不要對市場期望過高！而自由派則會說，我們對這個模式的力量從來沒有估計過低！
註釋
[1]、[2] 汪暉：「中國社會思想的世紀末分化」，《天涯》，1999年第1期，第30頁。
[3] 羅爾斯：《正義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頁。
[4]、[5]韓毓海：「「資本」等於「自由化」嗎？」，《科學時報》，1999年1月3日。
[6]] 比如，參見卞悟論「公正至上」的一系列文章，載《東方》1994年第6期，1995年第2、6期，朱學勤、秦暉為何清漣著《中國的陷阱》 (香港明鏡出版社，1997年) 所寫的導讀，以及本文作者的「自由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及其他」 (《天涯》1997年第4期)、「當前中國思想爭論」 (《博覽群書》1998年第9期) 。
[7]、[8]陳燕谷：「歷史終結還是全面民主？」，《讀書》，1998年第12期，第4---8頁。
[9]、[10]、[11]、[12]、[14]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天涯》，1997年第5期，第133、146、135、135、146頁。
[13]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 1988》，中國統計出版社，1998年，第28頁。
[15] 汪暉：「關於現代性問題答問」，《天涯》，1999年第1期，第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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